甘丹寺全景

	队员留影 （赵牧 摄）

　　突如其来的急性角膜炎的袭击，迫使我推迟了《重返珠穆朗玛》（之三）的时间表。

　　3月31日早晨，拉萨突降大雪，在拉萨集训的中国搜狐登山队仍按预定计划，前往西藏著名的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进行了登高训练。

　　甘丹寺位于拉萨河南岸，在海拔约4300米波尔山峦的山腰上，这一海拔高度比拉萨高出了500余米。按登山行家的说法，适应性登高，以500米为一个台阶循序渐进比较合适。由于中国搜狐登山队中的不少成员以前没有来过此地，对于他们这就更多了一层进补知识的好处。

　　甘丹寺是藏传佛教中的黄教六大名寺之首，始建于公元15世纪初，该寺的第一任池巴，就是在藏传佛教中最负盛名的宗喀巴大师。因此，这座寺庙在藏传佛教中有着极高的地位。1994年，我第一次去甘丹寺，极目望去，全是断壁残垣，原来巍峨的寺庙全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摧毁了，而这次再访，甘丹寺已经是大规模重新，基本恢复了往日气象。

　　把登高适应性训练与增长更具感性的文史知识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不错的安排。但在15年前，这样的安排是不会被考虑在内的。

　　1988年2月26日，参加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双跨珠峰行动的中方北侧队员在拉萨城西的西藏宾馆汇齐，然后就开始了适应性登高训练，他们的训练场所，就是宾馆附近一座数百米高的光秃秃的山头。

　　我们这些初来乍到，对雪域高原充满好奇的记者，只能见机行事偷偷逛逛八角街、大昭寺、罗布林卡、色拉寺。单独行动，那时是不为纪律允许的。的确，面对当年那个大型且庄严的国家攀登计划，“揉入”观光的念头，当时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有些放肆。虽然如此，但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还有机会吗？在这种强烈的想法驱动下，我和当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王玉泉还是悄悄溜出去好几次。

　　我手上保存着一本15年前的日记，这本《双跨珠峰》的日记里就记下过当时我们得到的“不许单独行动，不准逛街”的禁令。

　　双跨珠峰行动结束后不久，王勇峰和李致新就抓住了第一次赴海外登山（南极最高峰文森峰）的机会，他们回来后，我向王勇峰询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在与外国登山同行的交流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勇峰说，在中国登山者的眼里，登山总是一项国家任务；而在国外，无论职业登山家还是业余的，登山在他们眼里首先都是个人的兴趣所在，很多国外同行甚至把登山这种非常艰苦的行为，仅仅当作旅游放松的一种方式看待。

　　这些国外同行的见解，对于当年的王勇峰也是不容易理解的。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无论你多么喜欢登山，如果国家没有登山计划，你就只能闲着。自费登山，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年代，是很难想象的事。

　　翻看15年前的日记，我发现同样在2月26日的那一页，有个极有意思但又简略得遗憾的纪录，那天我曾接到本报的一个电话，要我与中国登山队商量将某企业的某个产品带到顶峰的可能性？本报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很想借此机会拉一笔采访经费哩。

　　在记忆中，我并向与中国登山队询问过此事的可能性。不过，从那以后，我对李致新、王勇峰为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计划过程中，许多与拉赞助有关的笑话，倒是知道很多。

　　15年过去了，当我重返珠穆朗玛，我所站立的行列，居然是一支业余的登山队。这是商品经济在中国已经相当成熟的一个果实。在15年前，这是不可能想象的。

　　重广恒夫，这个日本著名登山家当年在珠峰脚下对中国记者说的话，在中国也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

　　当年，重广恒夫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了，民众富裕了，自然会有许多喜欢登山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攀登自己中意的山峰。

　　重广恒夫还告诉我们一件听起来惊奇不已而煞是有趣的事，他有一儿一女，一个叫“干城章嘉”（世界第三高峰），一个叫“珠穆朗玛”，因为他们分别是在他成功攀登上这两座山峰的年份生的。

　　他说这话时的那个快乐和自豪，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我，对于许多中国人，曾经遥远的珠穆朗玛，已经不再像15年前那么遥远。

　赵牧　2003年4月1日写于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