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南吉

　　明年，也就是公元2004年，是农历甲申年。

　　宿命一点说，甲申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年份，大明王朝就是在甲申年被盲流李自成革了命倒掉的。明王朝灭亡后的三百年，也就是上一个甲申年，公元1944年，上个世纪最有才的才子郭沫若以如椽巨笔，写下《甲申三百年祭》雄文。当然郭才子不是为明王朝招魂，而是想揭示那场巨大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李自成革了明王朝的命，而革命者的胜利竟比被革了命的崇祯帝还要短暂，并导致此后长达260年的异族统治。

　　现在我们又隐约看到了革命的火花。

　　我们说的是足球。媒体报道说，正在参加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会议的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民感叹说：“中国足球将在明年迎来一场大革命！”然后“大革命”“大风暴”的字眼充斥某些媒体的大标题。

　　会议是在吉隆坡举行的。吉隆坡，几乎是中国足球的梦魇，曾有足球界人士扼腕长叹：“吉隆坡是中国足球的落凤坡”。难道中国足球革命的篝火要从中国足球的“落凤坡”烧起来？

　　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从来都是不成功便成仁，没有招安，没有中间道路，没有第三种人。

　　在甲申年，中国足球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中超和世界杯预选赛，其次是亚洲杯和奥运预选赛。大棋圣吴清源曾告诫小棋圣聂卫平：“逐二兔，一兔不得。”结果不幸而言中。可中国足协面对的是四只兔子，虽有肥瘦，但要么关系到政治前途，要么关系到市场“钱途”，哪一只都马虎不得，中国足协如何措手，如何下刀？

　　其实那些媒体跟在杨一民后面吆喝的大革命，没什么大不了的，学术一点的说法是改变观念跟国际接轨，说白了不过就是上头———国际足联、亚足联———划出了新道道，咱们怎么跟人家对上点儿。这很困难吗？

　　对中国足协，对中国足球，当然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四只兔子面前，无论怎么比划，都不可能找到完美的捉兔方案，那是中国足球的歌德巴赫猜想。说到底，还是足球水平问题。如果水平足够好，打中超就打中超，打奥运就打奥运，打亚洲杯就打亚洲杯，打世界杯就打世界杯，怎么安排赛程会是问题吗？人家也都是这么玩的，又不是只有中国队有这么多比赛。当然再往底里说，就是管理者的水平问题了，折腾了这么多年，足球还是这个烂水平，管理水平不提高，跟国际接上轨又怎么样？

　　一帮足记蹲在吉隆坡向祖国大地狂呼大革命大风暴来了，消息树一棵接一棵地推倒，鸡毛信一封接一封地传来，挺滑稽的，不就是改个赛程吗？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跨度16个月就是里程碑，要是跨度61个月，是不是就成了珠穆朗玛峰？

　　不要随便革命，革命或被革命好玩吗？李自成革命是要死人的，而足球，至于嘛。再说，中国足球没有革命，就是有，也不过是玩球的请客吃饭，看球的掏钱埋单，从来就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仁，只走中间道路，不会逼上梁山，全是第三种人。

　　革个鸟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