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李承鹏　有的时候,人必须用一种形式主义的快乐把自己弄得不那么悲凉。

　　比如说在“东方绿舟”，经常可以看到阎世铎大声与人们打招呼，很爽快地和大家握手，阳光地露出笑容，甚至把手机铃声调成了中国十七八岁的女孩才会使用的调调———“喂，你有电话了，喂，你有电话了”，天真而且烂漫。

　　按照刘震云或者冯小刚的说辞：“这人心里一定有事儿。”有事，凡牵扯到中国足球的人，谁心中没有七斤八两的糟腾事儿？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历史感，一定会对这样的出行情节感喟不已：中国男子国家队、中国女子国家队、中国国奥将在27个小时内从北京和香港两大空港匆匆出发，空降目标分别是巴塞罗那、广岛以及德黑兰。

　　自建国以来，中国足球从未有过这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大面积国字号出行———足协主席办公会上传出的声音悲怆而无奈：“顶住，一定要顶住”；总局领导对足协下发的死命令生冷而残忍：“出线，一定要保证一支队伍出线。”谁都明白，中国足球在这样一个几线疲软的背景下三军尽出，为的不仅仅是一两顶绿眼花翎，而且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否则，所谓“足球芫军”将堕落成足球“原”军，原形毕露的原。

　　足球政治圈内的人们在传说着这样的信息：4月28日，阎世铎仕途的转折日，4月28日———这一天将决定中国女足能否出线？生，还是死？

　　公元2004年4月12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和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将同日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原本中国国奥队也是同日同地出发，可能是考虑到偌大的首都机场容不下整整三支球队的心事，也可能是为了分散公众眼球的注意力，国奥终于决定压后一天从香港机场绕道而行。但这样一次被命运安排好了的悲情出行却绕不开一个可怕的疑问：2004，中国足球有戏吗？十年浮华真会像金粉世家一样一瞬间土崩瓦解吗？

　　很像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围追堵截中兵分三路寻求生机，又很不像，因为那支部队无论从人气还是从实力都注定是历史的胜利者；这一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必须暂时离开国内人们的视线去外面“揾食”，以求不被撤了番号，以求让包括阎掌门在内的人们能睡个安稳觉，有个“自然醒”。

　　乐观是悲观者的通行证，在经过了黑色三月后不应该再有黑四月，这样一群拿着中国普通老百姓梦寐以求的“VISA”签证的部队却带着心事上路，在24小时之内，在海关安检门“嘀嘀哒哒”的报警声中，在“必须完成”和“无法完成”的矛盾任务中辗转前行。

　　这样一个严肃的出行前，竟突然想起2002年7月28日米卢离开中国时在首都机场安检门处声情并茂说出的那句话：“中国足球，会有美好的明天”……

　　有些搞笑。这样一个个严峻如铁的任务前，竟突然想起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写下的那篇很像口号的《出师表》“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也有些搞笑。

　　米卢的狡猾之处在于他知道中国足球很难有美好的明天，所以他在牌局中“和”了一把就撤；诸葛亮的愚蠢之处在于他知道刘阿斗烂泥抹不上墙，但仍然坚持着事事躬亲最后累死在五丈原。

　　历史真的会记住这一次碰巧的史无前例的三军出行，因为它承系和引发的东西实在太复杂：是触底反弹还是一泻千里？是生存还是死亡？是“阎时代”的结束还是重生？都在一枚枚登机牌上有着命运的潜意识指纹。

　　换个快乐的话题，真想偷偷把阎掌门手机的铃声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或者“顶住，顶住，给我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