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资本家”

    姚明的确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去地球的另一面打球。七年前，顶着NBA选秀状元的光环，22岁的姚明踌躇满志奔赴美利坚。此前，他在国家队的队友王治郅和巴特尔已登陆NBA，但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美帝”在姚明童年的记忆中很具体：“戴着鸭舌帽，穿着西装，披着风衣，舀着手杖，旁边挽着一位金发美女”，过着腐朽的生活。

    然而，第一次看到休斯顿火箭队1100多万美元的签约合同时，姚明真实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

    “小时候听老师说共产主义是有东西大家分。如果像从前按收入划分成分，我就是个资本家了，可实际上我还靠劳动来获取报酬，只是个蓝领工人，”他笑着说。

    “30年前我父母不可能想象到外国打球，因为国外就是资本主义；20年前，我们也不可能想象到NBA打球，因为水平落后。只有社会开放进步了，才有我们的机会。”

    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多少有些盲目出国的中国人不同，姚明认为自己的“行李”更充足。

    “主要在这儿，”他指了指头，“我们这一代人出国前就很西方了，幻想少，更务实。”

    但是，现实从不单纯。从最初踏足美国被误认为日本人到成为NBA第一中锋，姚明逐渐意识到一个“中国制造”在美国打球的特殊性——尽管他不愿与政治挂钩，但还是被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在家乡，他又因为在西方人擅长的运动项目中取得傲人成绩而成为“一个中国梦的象征”。

    “我表现得好不好第二天都会上网上报纸、电视，刚开始会因此有很大压力，害怕自己做不好丢的是一个国家的脸，”姚明说。而当赛前外国队友们一起祷告寻求精神支持时，一旁的姚明更感到孤独。

    “这时赢球就成为我的精神动力，而且现在也习惯了外界的关注，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可一旦穿上国家队的背心还是很兴奋，尤其在奥运会上，”姚明说。

    长期身居海外的姚明也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西化，但他强调生命中有一部分难以改变。

    “在球场上每分必争、敬业拼命，这是在美国学到的。我的生活习惯和做事情想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向美国人靠拢，但我知道永远不会靠在一起，”姚明说。

    “如果想通过我认识整个中国，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身上的中国部分只有20％到30％，就是中国5000多年文明积累下来的中庸、勤劳、忍耐和包容的民族秉性，这在我身上打了烙印，去不掉的。”

    如今球场外的姚明身份多重，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是“姚老板”。继开设餐厅、健身馆等商业场所后，姚明7月出资收购了曾效力过、但陷入财政危机的上海篮球队，希望“结合自己的经验为上海篮球做些事”。

    姚明说：“当老板的感觉很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能像球员一样冲锋陷阵了，要学会耐心，更大的耐心。”

    同时，姚明也把更多注意力投向公益事业——他出现在中国政府的廉政公益广告里，也出现在汶川地震后他资助援建的小学的篮球场上。

    已经结婚的姚明还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我想退休后去旅行，到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看看，”他说。

    伦敦是他最想去的地方。小时候，姚明见过父亲去伦敦参加比赛之余拍的一张照片，背景是著名的伦敦塔桥。“我对这张照片的印象特别深刻，父亲穿着秋冬的衣服，很高，很帅。我很想到同一个地点照张相，”他说。

    “如果以后我的孩子也这么做就会很有意思。把我们的照片放在一起，就会看到时间走过的样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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