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荆楚网-楚天金报
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就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袁伟民出版《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公安部掀起的中国足球反赌风暴等众多体育界的热点，“中国足坛反黑第一斗士”、67岁的浙江省体育局前局长陈培德，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2001年开始的那场足球“打假扫黑”行动之所以不了了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袁伟民和中国足协主观上不想作为。
袁伟民出书回避扫赌
记者：前段时间，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袁伟民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受到广泛关注，近日杭州的报纸也刊发了你的一些针对袁伟民的质疑文字。你为何会有这些质疑？
陈培德：我觉得，袁伟民那本书，最大的败笔在于该说的没有说，不该说的却说了。书中披露了时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先生在投票策略与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等问题上，与体育总局领导层存在的重大分歧，指责“中国申奥之父”何振梁。我认为，这很荒唐。受袁伟民出书的诋毁，何振梁不得已在媒体上说出了真正的内幕，即在候选人投票时“支持一个，稳住四个”的策略。这不是逼着人家泄露中国的外交秘密吗？
上面这些该烂在肚子里的事，他说了；而该说的，这位高级干部却没说。什么是他该说的？我认为就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他在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时，当年从浙江刮起的足球“打假扫黑”这个中国体坛最大的“风云”为何不了了之了的那段历史。足球裁判收黑钱吹黑哨的丑恶行径败露后，应该说，当时的情形还是给了希望的：龚建平自首，绿城自曝家丑，浙江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全力配合……可是，弄来弄去，足球“打假扫黑”最后却不了了之了。满以为这样的内幕，袁先生会有所交代。可是很遗憾，没有。
在2001年到2002年期间的中国足坛反黑风暴中，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的就是，袁伟民局长没有正确对待足球的腐败对中国体育的伤害，对中国民众热情的伤害，反而把排球场上的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那一套用来管理国家体育，这种处事方式让中国足球丧失了一次重生的机会，也留下了隐患。
总局领导对扫赌冷漠
记者：你的这一认识和看法，有没有具体的事例？
陈培德：2001年开始的足球“打假扫黑”运动，我是见证人和亲历者，对此深有体会。“甲B五鼠”假球案发生后，足球打假扫黑风暴开始，其中牵涉到浙江的绿城，我们浙江省体育局多次向国家总局反映，可总局领导当时口口声声说苦于没有证据。于是，我们就做绿城俱乐部的工作，让绿城自曝家丑，并提供证据，包括保留着的收钱者（裁判）的黑名单，以及一名裁判的悔过信和退回的现金。
我们支持中国足协对假球的打击，同时建议中国足协要打假、扫黑、反贪三项任务一起抓。我们提出了“中国体育反腐败以足球为突破口，足球反腐败以甲B为突破口，甲B反腐败以绿城为突破口，以此开垦中国体育反腐败的处女地”的“策略”，愿意全力配合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的工作。我们表示，浙江省体育局会负责任地把省内的绿城俱乐部问题查清楚。
可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领导并不领情，骨子里反而认为我们是“添乱子”。比如，袁局长为准备首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亲自到上海召开座谈会，而这个座谈会浙江省体育局却被拒之门外。
事实上，上海这次座谈会的背景是，在北京申奥成功后，浙江省体育局在温州做东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协作会。会议根据我的建议给国务院分管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以国务院为名义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这封建议信最后通过国家体育总局转给了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国务院领导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责成国家体育总局筹备会议，于是就有了为筹备会议的上海座谈会。
有着上述缘由的座谈会，浙江省体育局没有受邀参加，原因不言自明。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浙江省体育局给袁伟民发去了贺信。“相信浙江的无缘赴会不至于是因为浙江的直言无忌所致”，我们在贺信中也表明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8年前的足球打假期间，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一共写了五封信，总局一封也没回复。当时的中国足球出了那么大的问题，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居然没有为此组织各省局开过一次会。这种过于冷漠的姿态，让人感到很不正常。
没有证据只是托辞
记者：我们注意到《南方人物周刊》此前对袁伟民的采访中，袁伟民关于为何自己的书中回避了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时，是这样回答的：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足球本身了。我干了这么多年，这点我看不出来？我最起码能看出一点端倪。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对于这段解释，你有何理解？
陈培德：怎么能说没证据呢？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两次因绿城俱乐部来杭州取证；2002年春节前后，总局监察局同志又陪同中央专案调查组来杭州取证两次。关于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了，而涉及绿城俱乐部的可不仅是一个裁判！
当时，应该说，足球的反腐败环境是非常好的。浙江省的人大、政协以及全国“两会”上，都有提案直指足球腐败，并最终促成了最高检和最高院就“黑哨”问题的表态，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坛和体育界。虽然说司法介入后，出现了袁局长所说的“已经超出足球本身”，可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去推动这件事的，但遗憾的是：总局和足协始终按兵不动。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浙江省体育局反而成了另类，受到了挤压。甚至在媒体上出现了“体育总局某人士”责难，指责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无组织、无纪律等颠倒黑白的言论。我不明白这是总局“叶公好龙”，还是另有难言之隐。现在从袁伟民这本书上所披露的来看，可以肯定，推动不了“反腐败”的根子，就是我们的老上级——袁伟民局长。他就给阎世铎交过底：“足球的天塌下来，也要你去顶着”，似乎与他这个中国足协主席无关。他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是主观上不想有作为，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但这些不应该成为一个体坛掌门人对此不作为的充分理由。
浙江方面被阎世铎愚弄
记者：8年前的足球“打假扫黑”结局，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陈培德：完全超出我的预料，甚至超出曾赴杭州调查的中央调查组有关领导的预料。
龚建平被判刑10年，一开始我以为还有第二个“龚建平”出现，可始终没有出现。之前承诺与浙江紧密联手打假扫黑的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再没与我这个交往较深的同僚有过一个电话。而他声称，鉴于绿城在揭发黑哨事件的表现，回北京后他会对绿城进行“大赦”，结果却是给了最严厉的处罚。我有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黑斗争就这样突然停止了。期间我也给参与杭州取证调查的中央调查组成员打过几次电话，询问原因，最后那位中纪委同志以私下的口吻说，“可能是因为没有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后来我才知道，调查组的调查资料转给了中国足协，足协对涉案的17名边裁作了内部处理，这成了两年足球打假扫黑的最后结局。
在2003年1月龚建平受贿案一审判决时，我仍然在主持浙江省体育局工作。当时，根据分管体育的鲁松庭副省长的指示，省局党组决定把发端于浙江的足球打假扫黑的历史记录下来写成书，出版公布，以对社会有个交代。我们的写作班子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了一部36万字的书作，书名叫《变形的足球：打假扫黑在浙江》，全面记录了足球打假扫黑的史实。遗憾的是，在我离任后，这部书始终没有得到公开出版，直到今天，“清样稿”仍“暂时”尘封在省体育局的档案柜里，至今已逾7年。
因为是集体作品，我只能抱憾，却不能勉强。这也是后来我以个人名义出版《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的原因。我不能容忍这段历史就这样被淹没，我希望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足球的问题症结。
（据《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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