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2009年10月中旬，中国体育的兴奋点都在济南全运会上，辽沈警方采取行动，足球圈里几名涉嫌赌球的主要人物先后被办案人员带走。有关打击赌球的报道陆续见诸报端，虽然带有猜疑成分，但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成为深秋时节重要的焦点新闻。人们对打击赌球一事议论纷纷，受关注程度居高不下。
议题之一：打击赌球是靠足协还是靠司法
两个月以来，始终存在一个被媒体热议的话题──中国足协不作为是赌球泛滥、打击不力的主要原因。
先来打个比方。经常外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酒店、旅馆的墙壁或案头有醒目的文字提示，不得在此进行赌博、嫖宿等活动。如果发现客人做这些事，店方所能做和应该做的是要求客人停止不法活动。对不听从劝诫、坚持进行不法活动的，店方应当立即报警，由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规采取措施。法律没有授权店方可以找几个保安把进行赌博、嫖娼的人捆起来，自行处理。
再比如，学生在校园内打架斗殴，校方只能要求其停止违反校规的行为，如不听从，严重干扰学校秩序，对他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校方只能报警，由警方依法采取措施。最终的处罚，校方顶多是将违规违纪学生开除，而不可能把学生判上几年。
此两种情况都属于行业管理，管理方可以制定相关规章保证正常从事业内活动，其内容应与法律规定一致，因而被管理者也应当遵守，接受在规章范围内的管理。遇有超出规章的行为发生，只能由公安机关依法实施治理措施。具体到赌球，足协是体育法规定的足球运动管理部门，有责任对足球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和管理，通过制定规章，倡导公平竞争、不打假球。对于已经发生或涉嫌赌球的行为，足协所能够和应当进行的是调查，而不是侦查。调查结果证明确有此类情况，足协应当向公安部门提供掌握的线索，而不是据此自己采取司法行动，直接打击赌球。
从这个意义上说，足协是否在打击赌球的问题上不作为，要看有没有将自己职责内的事情做足做好，而不是越俎代庖，自当“警察”。事实上，中国足协对于查禁赌球一事早有行动，甚至对远在天边的庄家能不能有所限制，都曾商请国家有关部门做过努力。这些做法都属于一个社团组织的权力所及，但是，显然收效不大，有些环节上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这正说明打击赌球绝非足协一家的责任。从司法授权上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让足协直接充当“警察”和“法官”，行使一个社团组织宗旨和规章之外的权力。
真正拥有，也是唯一拥有打击赌球权力的只能是公安机关。问题在于公安机关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方式打击赌球，还需从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国际环境的变化综合考虑。按照公安部的说法，王鑫非法操纵足球比赛一案告破是2009年初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新加坡国家中心局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和有关请求，部署辽宁省公安机关协助调查的。至于揭开了广州医药队与山西陆虎队踢假球等内幕，则属于“顺藤摸瓜”。
从中国足协的种种表现看，既不能说没有作为，也不能说已经尽职尽责。长期以来，足球界浊气上升，拜金主义肆虐，俱乐部思想教育和道德规范松懈，即使没有发生赌球，足球界的不良风气比屡战屡败更让社会反感，负面形象比水平下跌更让球迷心寒。日久天长，早晚会有不法分子利用足球这个载体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深层追究，足协有责。
议题之二：打击赌球是做事情还是造声势
古往今来，打击触犯刑律的行动，切忌打草惊蛇都是一个非常ABC的常识。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警方更不会将打击赌球这样一件事在采取行动之前大事张扬。否则，无异于通知罪犯赶快逃跑或收敛一时，最后尴尬的一定是警方自己。照此常理，对中国足坛已经存在了多年的赌球行径给予严厉打击，当然是在涉赌者警惕性最低的时候，而不是简单以赌球现象是否活跃来确定打击时机。换个角度考虑，媒体大张旗鼓地制造舆论，或呼吁打击赌球，一方面可以起到鸣响警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会有相反的作用。除非庄家太傻，竟敢在这种时候有恃无恐地大行赌球之举，或者庄家太狡猾，有足以使警方拿不到证据的高超手段，不然，都绝不会对媒体上的信息毫无反应。
目前，公安机关公布的主要是2006年山西陆虎与广州医药队的中甲比赛，而不是人们最关注的中超联赛，是假球，而不是赌球。显然，中国足球联赛当中，中甲受关注程度远不及中超，有些俱乐部的所在地也不是足球传统地区，球市更不兴旺。那里的足球运动影响力相对不强，竞技水平不高，俱乐部管理层和球队主力球员也不是本地人，甚至被媒体称为“雇佣军”。与假球和商业贿赂相比，赌球活动不但十分秘密，而且往往在异地进行，这给侦查增加了难度。已经落网的王珀等人就属此类。如果仅在他们参与足球活动的范围中调查，很难找到行迹，将一些不正常行为进一步确定为涉嫌赌球的证据。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足球大赛成绩不佳非常不满。职业化改革初期，足球运动影响力迅速提升，即便原本不了解足球运动基本规律，甚至根本看不懂或没怎么看过足球的人，一夜之间都可以成为球迷群体中的铁杆分子。他们的认识中存在着改革必然带来竞技水平腾飞的误区，心理预期很容易从希望坠落到失望。加之部分媒体的炒作，使中国足球短短几年就被妖魔化，惩治假球、黑哨、赌博，整顿足球环境成了社会的强烈呼声和共鸣。中超联赛推出后，几度出现罢赛、退赛风波和混乱的局面，中国足协焦头烂额，权威尽失，加剧了调查和解决赌球的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打击赌球的强烈呼声和未经证实的种种传闻反映了人们对假球、赌球的深恶痛绝。赌球者本来就见不得人，不像过街的老鼠那样活动在光天化日下，人们打击赌球的喊声中，有相当多的成分不是冲着赌球者，而是冲着足协，因而不怕赌球者望风而逃，还是要大喊特喊。说到底，是期待一波打击赌球高潮过后，足球管理体制和管理层的素质有根本性变化。
议题之三：打击赌球能不能拯救中国足球
人类社会是先有赌博，还是先有足球，这问题无需繁琐考证，就可结论：赌博不是足球界发明的。在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一段时间里，社会上的赌博事件以及部分地区的赌博风气就屡禁不止。赌博是人类文明进化中的一种陋习，在具备条件的时候往往沉渣泛起，一些国家严禁赌博，也有一些国家予以严格限制，不完全禁止，但也属无奈之举，不因课以高额税收就表明国家有支持和发展赌博的基本态度。同时，社会舆论对参与赌博者的身份十分在意，公众人物出入赌场一旦被曝光，就成了丑闻。
球王贝利对孩子们说：“想远离毒品？来踢球吧！”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当年退役后，创办了“10号公司”，用足球活动帮助法国的年轻人戒除毒瘾。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南非世界杯抽签仪式上，特意提醒人们关注足球运动所具有的教育功能。中国足协前主席年维泗说，在是否参与赌球和假球的问题上，要是到了做坏事还不以为耻的地步，这样的人就完蛋了。上述看法说明足球本身没有错，并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有着其他方式和许多运动项目难能替代的社会效果。同时，足球比赛的规律和规则使其具有足够的悬念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成为庄家和赌徒看好的载体，用以完成赚钱和过瘾的途径。这不是足球本身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希望通过丰富和活跃足球彩票，压缩非法赌博的空间。
很多对中国足球前景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彻底扫除赌球是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公安机关此次严打赌球是中国足球复苏的机会。这个认识也值得讨论。是中国足球水平滑坡在先，还是赌球在先？如果中国足球有一个邪不压正、健康进取的发展环境，成为一项竞技实力很雄厚、社会形象很正面的运动，赌球是不是就难得多？反之，藏污纳垢、人见人唾，赌球是不是就更泛滥，更有市场？这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情况，究竟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手段造成的？
中国足球底子薄弱，提高足球水平的必要条件又比许多项目更为复杂。即使在没有赌球现象发生，足球环境相对较好的年代，中国足球也不那么强大，在亚洲不过处于第二档次前列。实施改革以来，人们对提高足球成绩的期望急剧上升，每次受挫都要口诛笔伐，其中，寻找外部原因来得更简单，甚至将外因当作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这一次打击赌球之所以深得人心，主要还是出于对足球恨铁不成钢，但是，公安机关没有帮中国足球尽快搞上去的义务，打击赌球、假球等破坏社会和谐的不法行径，是综合治理和保卫社会环境。中国足球如能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从内部严加整肃和自律，那可真是因祸得福了。至于按照足球规律探索振兴之路，科学发展，回报人们对足球的热爱之情，那是一件需要长期卧薪尝胆的事情，不像立竿见影那样简单。
打击赌球、假球、黑哨等丑恶现象，需要法律，也需要政策和策略。对首恶分子要一网打尽，务求干净彻底。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会一劳永逸，不法行为还会发生。毕竟，此次严打使足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法纪和道德教育，小巫见大巫者有之，未雨绸缪者亦有之。赌球与假球紧密相联，甚至相辅相成，假球是实现赌球的手段，赌球是假球的诱因。假球的危害性丝毫不亚于赌球。在已被公安机关确定涉嫌犯罪的足球从业人员当中，包括王珀、王鑫、杨旭多名俱乐部总经理等高管。职业化改革以来，中国足协对这一层级的人物缺少必要和可行的制约，致使鱼龙混杂，教训深刻。
中国足球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受到社会诚信危机困扰的也不只是足球，也许区别仅在于足球受关注程度和信息透明度更高。不过，这也是中国足球的幸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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