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如果我死了是被自杀 为南勇崔大林祈祷

　　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陈培德成为体育领域风云人物，既“得益”于他在2001年掀起的那场打黑风暴，又“得益”于他敢讲话。这位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每一次讲话都直言腐弊，迅速赢得媒体和广大普通听众的欢呼。至去年，陈培德在省人大的5年任期宣告届满，又被聘为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岗位变了，责任变了，不变的是他敢于直言的性格。　　

　　培德经典语录

　　——我到体育战线上，看到了很多赛事确实很不公平、很肮脏，但是很隐蔽，没有你能直接抓到的证据。足球还不是最黑的。

　　——不光是足球，全运会每次都闹翻天，其他领域都很隐蔽。现在你不要太看重很多评比，其实都是用钱买来的。这个奖、那个奖很多都是用钱买的。

　　——现在我们的政府、社会，给体育自由表达的空间比起其他领域还是比较大的。其他领域、其他场合不太好说的，在体育里比较好表达，或者叫宣泄。

　　陈培德口述

　　新报记者 赵睿整理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老体育人，一个忠实的球迷，我越来越觉得我在官场上很另类。另类在哪里？我言别人所不敢言。另类在哪里？人家都在歌功颂德，我在挑刺，找毛病，不合时宜。

　　两个月以前，体育总局在苏州召开一个战略研讨会，我很感激他们，离开体育这么多年，政法司还能邀请我去。都是一帮退了的老家伙，还有一些体育院校的教授，就这些人。我问过他们：怎么没看见在职的局长？司长回答我说：在职的局长中还没有像你们这样的领军人物。

　　我在那次会上就讲道：感觉自己越来越成为体育的“叛逆”。我学哲学，搞体育，发现自己在否定原来做的工作。为什么我成为“叛逆”？因为体育在异化！我不能苟合！不能苟同！我甚至说，体育改革的最大阻力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人家对全运会那么重视，花那么多钱，我却想把它取消了。我说取消全运会，在任内就提出来了，广东九运会时我就扔了一颗炸弹，《人民日报》采访我，我说全运会赛风没有根本好转，浙江以后不参加全运会，这只是从不参加的角度讲。记者说采访明天会见报，今晚先上网，让我做好电话被打爆的准备。果不其然，才登上去不到半个小时，支持的电话不断打来。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只上网了不到两个小时，稿子就不见了。后来我问记者，是被封杀了，第二天的报纸更不用说了。体育的最大问题是体制内的，是人治问题。

　　我的名字对我有激励作用，父亲给我取名培德，因为我这一辈中间是“培”字，哥哥叫培霖，弟弟叫培煌。我是福建人，按当地的解释，“德”是竹子的意思，我命中缺木，所以叫培德。“培德”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要培养高尚的品德，我常以此自律，做人要像竹子一样正直，有德行。我父母亲从小也这样教育我，要诚实。

　　我们家是社会最底层的，父亲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母亲是传统的妇女，大字不识，文盲一个。以我母亲为例，以前家里欠了人家20几年的债，到了我们6个孩子都出来工作，寄给她的生活费，她都一点点省下来。欠了多少家，人家都住在哪里，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迈着她的小脚一家家地去还。而且，不是人家上门讨债，好多人家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母亲就是这样诚实，讲诚信，不能有任何虚假欺骗。父亲过世比较早，她的生活担子比较重，一定要我们这些孩子读书，把什么困难都一肩扛起。母亲活到了92岁，安度晚年。父母的性格对子女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我做官以后的言行，也受母亲的影响很深。我最喜欢过去的老同学、老同事几十年不见，见了面说：老陈，你还和过去一样。当了官，还和以前当普通干部、学生时一样，性格没变。

　　我记着两句古训：立身浮名累，涉世本色难。我现在有些浮名了，媒体到处追捕我，我感觉有点累了。当然，这是玩笑话。我一定要保持本色，当官与不当官一个样。具体到行为上，我只讲真话，不讲假话。我老家是福建晋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卖假药的地方，所以我有时出差到饭店登记，开玩笑：卖假药的来了。如果真话不方便说，我就不讲话。我的底线是不讲假话，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党员的责任、老体育工作者的责任。这个原则是和我名字中的“德”字一致的。

　　站出来 因为我傻

　　为什么至今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这也反映出现在官场的一个风气。其实，我觉得看透体育的、看透足球的，看到比我深、比我透彻的人物应该说大有人在，可惜，他们一个都不愿站出来，就我一个人傻乎乎的。

　　还好，在浙江我的环境很好，从省委到老百姓，到出租车司机，都很赞成我，支持我。我最大的悲哀就是许多人看懂看透，却不敢站出来讲话；我最欣慰的是人民支持我。

　　政治上的危险没有，因为2001年那时我直接得罪的是总局、是袁伟民，他不管我的乌纱帽，我的干部任免归浙江省委，但是省委支持我，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到我们体育局多功能厅来开干部大会宣布免去我的局长职务，我在体育局长位子上干了10年，新老交替，把我转到人大去。他用很大篇幅对我肯定，尤其有一大段谈扫黑问题，评价很高。他明确说他是代表省委来的。他的那个稿子是书面的，不是即席讲话。省委不但没有对我责难，而且充分肯定。

　　我到人大，选常委的时候我是高票当选，第二高票。这是我仕途数十年中，当体育官十年的一个最好评价。体育是政府机构的边缘部门，它的一个负责人得到这么高的票数，用代表的话说，我在他们心中的威望很高。从这一点上说，政治风险还没有。

　　当然，我如果把什么都捅出来的话，那就有很大风险了，毕竟我是一个党员，既要敢于直言，说真话，又要讲究一点策略，还要自我保护，不到时候我是不会说的。到什么时候说？到了法制真正融入到中国足球当中，或者，人事上面有些变动，那个时候可以说。

　　家庭方面，从总体上是支持我的，我妻子更多的是担心我的人身安全，一直说：“老陈啊，你一个地方局长管不了全国的事情，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算了吧。”我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还不至于，可当年我也曾说过，一旦有一天我死了，肯定不是自杀，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讲是“被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