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陈培德成为体育领域风云人物,既“得益”于他在2001年掀起的那场打黑风暴,又“得益”于他敢讲话。2001年,陈培德以浙江省体育局局长身份走上足球反黑的最前线,在圈内人或回避或愤而退出或随波逐流的背景下,尤显可贵。至去年,陈培德在浙江省人大的5年任期宣告届满,又被聘为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岗位变了,责任变了,但在与《每日新报》记者交谈的两个多小时里,陈培德敢于直言的性格依然不变。以下是记者采访的录音整理:
为什么至今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这也反映出现在官场的一个风气。其实,我觉得看透体育的、看透足球的,看得比我深、比我透的应该说大有人在,可惜,他们一个都不愿站出来,就我一个人傻乎乎的。
政治上的危险没有,因为2001年我直接得罪的是总局、是袁伟民,他管不了我的乌纱帽。我的干部任免归浙江省委,但是省委支持我,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到我们体育局多功能厅来开干部大会宣布新老交替,免去我的局长职务,把我转到人大去,我在体育局长位子上干了10年。他用一大段话谈扫黑问题,评价很高。省委不但没有对我责难,而且充分肯定。
我到人大,选常委的时候我是第二高票。这是对我当体育官员10年的一个最好评价。体育是政府机构的边缘部门,它的一个前负责人得到这么高的票数,用代表的话说,我在他们心中的威望很高。从这一点上说,政治风险还没有。
当然,我如果把什么都捅出来的话,那就有很大风险了,毕竟我是一个党员,既要敢于直言,说真话,又要讲究一点策略,还要自我保护,不到时候我是不会说的。到什么时候说?到了法制真正融入到中国足球当中,或者人事上面有些变动,那个时候可以说。
家庭方面,我妻子更多的是担心我的人身安全,一直说:“老陈啊,你一个地方局长管不了全国的事情,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算了吧。”我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还不至于,可当年我也曾说过,一旦有一天我死了,肯定不是自杀,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讲是“被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