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骏独闯报社像许文强 轻松勾勒如何收购利物浦

　　“后辈干掉前辈”

　　“只有在互联网行业，永远是后辈干掉前辈。”这或许不是朱骏当初涉足网游的必要条件，但如今脚踏网游、足球两条船的“朱老板”，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却另有一股解气的意味。

　　这三年，他在网游行业经历了大起大落，就像是为了应验他和陈天桥、史玉柱等几位大佬围坐一圈时所说的话：“网络游戏就是在我们这几人中各领风骚两三年。”

　　而接手申花俱乐部进入第四年，朱骏开始有了点“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感觉，甩开了过去三年的包袱。

　　前申花俱乐部总经理周军回忆，经营乙级队时，朱骏有两个梦想：一是三年后能够接手上海的名片——申花足球俱乐部，二是像当时如日中天的大连足球“总舵主”徐明一样，成为对中国足球有影响力的人物。

　　但接手申花三年，朱骏被认为“只占有了申花的身体，没有得到申花的灵魂”，这支曾浸淫了上海官场、商界、足坛诸多“大佬”印迹的球队，在上海滩的雄厚根基是不容朱骏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商人轻易上下其手的。

　　为了迎合球迷的意愿，他把申花的主场迁回了虹口足球场，甚至一度传言要更名为“圣鲁迅公园球场”，活脱脱英超“圣詹姆斯公园球场”的翻版，最终却在“让上海人的崇洋媚外现形”这一声讨中不了了之。

　　“大家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只是有些事，当初没有摸清底细。”回过头来，朱骏如此自我开脱。至于干预球队的比赛指挥、取消青训梯队建制等，在外界看来“违反足球运动规律”的做法，他则自有一本账。

　　“中国没人懂足球，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足球过去积累的所谓经验教训，他认为只是失败的经验。

　　在他眼里，足球就是各国执行国际足联的统一规则，而在中国，则实行“我的地盘我做主”。按照FIFA的规则，球员和俱乐部的利益纠纷，可以上诉到国际足联。在国内，却有“大局为重”等一套限制。

　　“体育局和足球俱乐部的关系，就好比证监会参股上市公司。虽然体育局参股足球俱乐部，但足协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管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自然受人质疑，公信力下降了，就搞不上去。”

　　洞察这些深层问题的，朱骏并非第一人。早在五年前，徐明就曾造就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险些成功鼓动多家俱乐部玩自己的职业联赛。如今提到这段往事，朱骏审慎地说：“这不可以，他们的下场不已经看到了吗？”

　　当年曾为徐明摇旗呐喊的《足球报》记者李承鹏说：“朱骏这人有理想，聪明，可是格局太小。”

　　朱骏担心与“改革者”的名头沾边，他的所作所为却为他带来一个“搅局者”的诨号。无论是2008年中超联赛22轮发生的“洗牌门”，继之发起“阻击国安”的口号；还是今年初利用“阴阳合同”限制球员的“欠薪门”，规则漏洞成了朱骏发挥想象力的最佳场所。

　　其实，他本可以更理直气壮，而不仅是口无遮拦。对大牌球员动辄三五百万年薪的行规，朱骏不买账，甚至说“对付IT精英和足球队，完全是不一样的玩法”。今年，通过球员的流动，甩卖了几位队内的大牌球员，朱骏的“奖惩工资”制度在申花得以确立，足协多年来打着“限薪令”旗号试图解决的这一痼疾，被朱骏用市场手段轻松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