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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于部分社会组织以及国家各部委负责的公益项目来说,彩票公益金已逐渐成为一股不可或缺的资金助力。
然而,无论是申请信息的获知渠道,还是执行机构对资金支出、绩效等信息的公示渠道均存在“不畅通”的现象。
如此一来,彩票公益金的公信力以及实际效用是否会因此而打折扣,便画上了问号。《公益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渠道不通畅”的背后,是对相关信息公示必要性的观念缺失。
信息获取 需求者获取信息:少、迟、难
2011年11月,民政部“残障群体示范性配置康复辅具项目”历时两个月的报名工作告一段落。然而,全国范围内报名人数尚不足百人。
究其原因,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部分残障者由于家境贫困,获知各种资助信息的渠道相对闭塞。
同时,相关部门公布的申请电话不到位,也给贫困群体申请过程平添了几份曲折。
“我咋获得信息?”
据财政部每年公示的数据显示,近两年来,用于残疾人事业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均突破两亿元,分别专项用于残疾人康复、义务教育阶段助学、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以及残疾人假肢矫形器装配及辅助器具流动服务车购置四个项目。
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仍有大量需要资助的家庭甚至对此全然不知。而对于曾尝试过申请的家庭来说,接二连三的失败给他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申请,总是尚未开始便已结束”。
“每年我都在申请残疾人危房改造资助金,但是每年得到的答复都是名额有限,或‘今年的资助已经结束了’。”连续两年向河北省沧州市残联申请资助未果后,家住该市河街镇周屯村的周先生质疑,“每年的资助到底是何时开始的呢,我咋知道?”
电话咨询遇困
带着周先生的疑问,记者以申请资助为由拨通了沧州市残联的教育就业处(该部门负责中央彩票公益金危房改造项目的资金申请和发放)的电话,而对方却以“打错了”为由直接挂断,经记者多次确认,三次拨通该电话,均被挂断。
电话第四次接过后,在记者极力“挽留”并说明来意时,对方终于开口:“刚才我知道你是谁啊?”据了解,接电话的男士姓李,是该处主任。
暗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公益金资助项目执行单位官网上公示的电话多是咨询的开端。申请人常得到的回答是:“这个不是由我们的负责的”、“我们给你个号码,你打过去问问”等。记者在致电甘肃省残联、重庆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时均不止一次遭遇“皮球战”。
对此,申请者资助者抱怨连连:“难道就不能把什么科室负责什么项目公示清楚吗?一圈电话打下来就要耗费很长时间。”
难道只能“被动受助”?
贫困群体往往不愿一遍遍向他人讲述自己的不幸,以避免内心自卑情绪的加剧。基于上述心理瓶颈,原本不算畅通的资助信息获取渠道便更加闭塞。于是,被动接受资助便成为一种常态。
如今,周先生已打算放弃申请残疾人危房改造资助,转而完全依靠贷款解决问题。
信息公示 绝大多数信息未公示
与公众对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的获知渠道一脉相承,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组织,做好资金使用情况的公示本为分内之事。然而,项目实施机构对于这一公示环节的主动性和精细程度均与公众预期存在差距。
有数据显示,2010年,基金会中心网计划完成全国1900余家基金会的信息收集,截至当年10月末仅仅完成了700多家。“严重缺乏信息披露渠道,信息化水平相当低。”对此,该网站发起人之一、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曾经给出这样的评价。
披露信息较分散
2010年发布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显示,通过对国内65家非公募基金会的信息披露状况进行调研后显示,9%的非公募基金会发起方或管理者能遵循机构透明和公信力,对运营行为及核心信息进行客观完整地披露。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通过政府年检,获取捐赠资金,几乎所有机构对政府和捐赠者的信息披露都是及时和完备的。但对其他利益相关方,如公众、媒体等,88%的机构选择有所保留的披露或不披露,同时,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程度参差不齐,信息披露的渠道分散。
除基金会外,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全国性社会组织同样存在着上述问题。每年财政部公示的上一年彩票公益金筹集、使用情况中会提及中央专项公益金部分投入针对助残事业的投入,这部分资金的执行方正是中国残联。但查阅残联官方网站后记者发现,关于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的数据完全无迹可寻。
而对于本报记者采访,该机构则多次以部门沟通不畅为由进行搪塞。
公示数据不全
每年,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有60%用于社保事业。从2002年彩票公益金投入社保事业至今,其总额可以千亿计算。然而,无论是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会还是财政部的网站上,均没有较为完整的统计数据。
通过检索记者发现,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会公布的年报中,对彩票公益金注入情况的数据统计仅截至2007年,此后至2010年的统计中并无该该项。与之相反,财政部网站每年仅仅能够查到2007年以后彩票公益金注入社保的情况,此前年份并无统计。也就是说,想要了解9年来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保事业的总额,需要将两个网站上的数据进行拼接才能实现。
业内建议>>>
每月主动向社会公示信息
去年10月份,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时,作为非公募基金会的代表,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秘书长潘江雪曾表示,基金会作为公益财产的受托机构,有义务建立制度化的自我约束机制。体现在信息披露方面,就是在相对固定的格式框架内,不以管理层自身意愿和得失为取舍,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基金会运营管理的核心信息及监管要点。
“除了披露公益项目完整详尽的反馈报告外,最好能披露每月的基金会工作简报,基金会重大活动和事项也要向公众和主管部门通报。基于中国目前现状,创建一个与目前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相匹配的基于分级信息披露的分级监管体系还是可以尝试的,针对不同披露标准的基金会给予不同的考核等级与政策扶植措施。”潘江雪说道。
记者手记>>>
记者双重身份遇同一困境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选择了明访与暗访交替进行的方式。质疑执行机构对彩票公益金资金使用情况的公示质量时,我们的身份是记者,我们代表舆论,我们在履行媒体工作者的社会监督义务;咨询资助金申请相关事宜的时候,我们仅仅代表“自己”,我们与无数面对贫困、残障的弱势群体一样,急需了解获得资助的方式和渠道。然而,无论以哪一种身份,找寻答案的过程都是艰难的。
例如,文中提及沧州市残联的教育就业处负责人以“打错了”为由挂断电话。而实际上,记者遭遇的并非一句“对不起,你打错了”那么简单。起初,由于两次被挂断电话,记者从新拨打残联总机进行号码核实,同时问清接电话男士的姓名、职务。再次拨电话后,记者直接问“您是通教育就业处的李主任吗?”。不曾想,对方的回答依旧为“不是”。
最终,直到记者假借称自己是申请彩票公益金资助的村民,这位李姓负责人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开始介绍申请流程。一个陌生的北京来电,因何会使一位市残联的科级领导如此小心、谨慎?
与上述“极力躲闪”的情况略有不同,记者致电珠海有关部门调查彩票公益金资助社会医疗救助情况时则遭遇了“踢皮球”的尴尬。
各方上演“皮球战”
去年,《珠海市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曾得到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该《办法》规定市级福彩公益金将有20%用于医疗救助。为了解彩票公益金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方面的情况,记者多次致电相关部门,遭遇“皮球战”。
本版文字:记者 倪佳 王彩立 赵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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