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飘泊
回到天津之后,张大陆积极备战二运会,虽然在队内改进了训练方法,但整体力量依然薄弱。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张大陆、张大诚、张国升领衔的天津男队总分第六。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天津队正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一下子又被打压了下去。曾经热心网球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网球队在天津头一个被解散。
张大陆说:“当时的领导怎么训我们的,你们这个网球队啊,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在给你们下放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再教育……哎,真一辈子都忘不了。”
天津队解散之后,唐家瑛被分配到天津第四铁丝厂的车间做盘铁丝的工人,张大陆分到了建材局下面的硅酸盐制品厂做灰砖,两人文革期间还各自代表厂里的篮球工会在业余比赛时候交过手,想到当年两人碰面的情景,唐家瑛只能摆摆手,露出苦涩的笑容。
直到1973年,文化大革命末期,张大陆接到了军管下达的备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的通知。那一年,全国陆续恢复网球运动,上海、云南等队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解散,而天津队临时组队,可怜到只有张大陆和唐家瑛两个人。后备人才的匮乏使得32岁的唐家瑛却不得不勉强上场,最终他和新招收的倪长宏拿了个双打第七。1959年出生的倪长虹当时不过16岁,他和黄晨、刘士勇、李萍等年龄相仿的孩子,后来成为了天津队的骨干。
唐家瑛回忆说:“那是天津队最艰苦的时光,没有场地、没有球、拍子是临时从上海买的航空牌,到处受排挤。”
先是在人民体育馆,勉强被收留,没有地方训练,队员们在足球队的斜墙练空中球。三个多月之后,体委的领导看不过去了,就让网球队去干部俱乐部,那里在解放前是英国乡村俱乐部,外面有三片荒废已久的网球场。张大陆和唐家瑛打算将网球场重新修葺一番,却遭到了俱乐部管后勤的老纪的嘲笑:“你们那是‘唾沫粘麻雀’,不可能的事儿。”等过去一看,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张大陆回忆说:“那里的芦苇足有人那么高,没法子,大伙儿只能先拔芦苇,幸运的是俱乐部后面的河里是黄土,粘度不错。我们先刨地,用耙子将土刨松,将不能用的土拉走,从俱乐部的库房里翻出以前用过的碾子,一点点将场地压平,再接水管浇水。三片场地,我们修了两个多月,大家在自己的场地上训练,甭提多珍惜了。”
虽然有了自己的场地,但网球队过得并不好,伙食没有人管,为了不至于饿肚子,大家有人带着擀面棍,有人拿着面板,自己开伙,凑活度日。但还没过一年,因为江青住在了干部俱乐部,体委领导出于安全考虑,又把网球队撵到了八里台附近,正式被编进了体工大队。在长达两年多的飘泊之后,张大陆、唐家瑛带着十多个孩子总算找到了依靠,条件依然艰苦,但好歹吃住有了着落。
来到体工队的第一件事,依然是修场地,张大陆带着大伙儿干劲十足,修了五片球场,而这五片球场便是天津网球队日后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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