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足球需要优惠政策
关于足协会员大会的目标，此次似乎有些含糊，这与前几届时制定的详尽目标有着很大的不同。汪大昭谈了自己的看法，“以前我们从样子来看事情是做了，但质量没要求。以前是搞量化目标，现在是概念性指导，其实在这次修改的过程当中还是有量化的，但经过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拿出来的是没有的。”
“没有量化不代表没有追求，我觉得建设亚洲足球强国这个目标大家是很清楚的，有多少足球人口、多少足球场次、有什么样的俱乐部和国家队，大家都说得出来。像日本在南非世界杯打入16强那就叫世界强队，我们退一步亚洲强队就是10强赛有4.5个名额你至少得占一个才能叫亚洲强队吧。提出概念性目标就是为了适应以后国际方面的变化。另外就是要注意规划和工作计划是不同的概念。”
王奇则表示：“有些东西不是足协提的一个规划，或者一家足球俱乐部能改善的，提出这些问题说明搞好中国足球要方方面面的支持，比如教育部门、地方政府、财税部门都要有优惠政策，文化产业比体育产业发展更快的原因就是获得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体育产业则很少。有些东西中国体育总局都管不了，也推不动校园足球的开展。所以没提出具体目标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国足协搞不好不该推卸责任
上任一年多来很少在公众面前亮相的副主席张剑则在此次大会中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中国足球的领导者都表态急功近利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决策，所以要把步子放慢走稳一些。
汪大昭认为：“他们谈到了一些，但还不够，有些问题没谈到，有些问题认识的角度则需要调整。比如校园足球看似发展很好，但是否真是值得兴奋呢？数量看似不错，质量又如何呢？没有质量，即使有高数量也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不能由单一部门管，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日本的百年构想，对中国足球有何启示呢？中国足球的问题单单依靠中国足协一个部门又能否解决的了吗？汪大昭说道：“我们一直陷入一个矛盾，就是中国足协只能担负起他应该担负的那一份责任，结果这一份工作没做好，就说是社会问题，把责任推出去了，虽然事实如此，但不能把这个当成自己工作没做好的借口。如果都这么说，每个分管的都用这个做借口，不但局部做不好，整体也没有了，所以不要推卸责任，要把足球对社会的作用和和贡献描述更明晰一些才行。”（卓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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