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代会的前一天,即1月18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应中国足协的邀请赶到香河,出席足协执委会,也就是足代会前的预备会议。作为职业足球的参与者与见证人的崔大林,2005年伊始又成为了舆论关注的中心。崔大林为什么会成为焦点人物?这不仅在于中国足球改革走到十字路口时,他被舆论推进足协人事纠纷里,更在于他的足球思想对迷惘中的中国足球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在执委员上,崔大林的几点原则性意见,获得了十几位执委的认可。职业化足球陷入困境,各种思想良莠不齐。摸索、冒进、绝望,甚至倒退,各种思潮羁绊着足球改革脚步。基于此,据与会代表反映,崔大林在中超执委会上的讲话,对困顿的中国足球是一种难得的理论指导。为使读者能有效领会其主旨,本报以对话的方式触摸一下崔大林的足球思想,希望以此达到指点迷津的作用。
1 、关于当前中国足球主要矛盾
[落后的足球水平与广大球迷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在足球这个领域,我们的执政能力还有待于提高。怎么检验执政能力?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应该是第一标准。]
《足球》:近些日子,媒体公开报道你两次参加足协相关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考虑到中国足球眼下生存境遇艰难,人们猜测或热盼你能主持足球工作。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崔大林:我在网上、报纸上也注意到这些了。这让我有点哭笑不得。这些,都是媒体炒作。前两天,李亚光在重庆还给我来电话,笑着问我,怎么搞的?媒体竟然把我安排成足协主席了……
怎样解释几次参与足球工作?
在这次备战08奥运中,我是分管足球,所以就参加了几次会议。
以2004年为例,中国足球的各种矛盾都凸显出来了。比如,最明显的是G7与足协的对抗。还有足协内部面对改革的分歧、媒体与足协的观念冲突、假球对联赛公正性的挑战、球员高薪与俱乐部经济危机矛盾等等……在新赛季,它们都很难消失。那么,你觉得在中国足球现在各种矛盾里,主要矛盾是什么?
中国足球主要矛盾是相对落后的足球水平与广大球迷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眼下核心问题。职业化十几年了,中国足球水平不高,屡战屡败,老百姓能满意吗?
解决好主要矛盾才能谋求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谈到这个主要矛盾,当然要涉及到足协了。毕竟,足球水平不高,它们作为管理与经营者,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水平上不去,说明在足球这个领域,我们的执政能力还有待于提高。怎么检验执政能力?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应该是第一标准。
是不是可以说,眼下的中国足球,已经走到谁都不满意的一种地步了?
我们的确应该反思我们的工作。1992年红山口会议的初衷是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让球迷们满意,也让我们能在国际足坛找到应有的位置。
这会不会让人产生误会,当年选择走职业化的道路是一种错误?
绝不能这样说!必须肯定的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没有错。我们的改革不能因噎废食。但现在,不论G7,还是足协,探讨改革时,都是就改革而论改革。要知道,改革是手段,绝对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中国足球水平搞上去!
你觉得怎样把中国足球水平搞上去,怎样才能突破瓶颈?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足球毕竟是竞技体育,它是需要成绩来说话的。老百姓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的也是成绩。女排取得奥运会金牌,老百姓高兴。女足被德国队踢个8:0,老百姓就窝火。技术水平上去了,不意味着一俊遮百丑。但我们有了好成绩,就会有良好的足球经营氛围,就会吸引球迷和商家,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坚定地走改革的道路,以求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改革也意味着加快和完善职业化进程,强化市场意识。那么,市场的完善程度,是左右改革成败的唯一标准吗?
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和市场都不能忽视,两个手段要并用。足球完全依靠市场是不太行得通的。怎样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怎样发挥市场的法则,这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2、 关于08奥运足球的指标
[没说过男足进前八,制定任何一个比赛项目的任务指标,都要了解对手情况,不能拍着自己脑门来决定。比如足球的奥运目标,至少要了解国际上同年龄组球队的情况,分析研究对手,然后有的放矢。我们现在了解对手多少?]
《足球》:前些日子,某些媒体报道,你到足协给中层干部开了会。会上,你对足球给出了奥运会的指标,即男足要进前八,女足要进前四。你觉得这个指标符合中国足球实情吗?
崔大林:我没说过那话!都是瞎编的。
看来,这也是媒体炒作了。但有目标才有奋斗方向。退一步讲,假如这个指标真不是你提出来的,你觉得它离不离谱呢?
我想说的是,制定任何一个比赛项目的任务指标,都要了解对手情况,不能拍着自己脑门来决定。比如足球的奥运目标,至少要了解国际上同年龄组球队的情况,分析研究对手,然后有的放矢。我们现在了解对手多少?
你觉得在什么时候给奥运足球下任务最合适?
至少要打完世青赛。6月10日吧?世青赛在荷兰举行。这对U20这批球员是一个很好的检阅机会。重要的是,在世青赛上,我们能详尽地了解对手情况。通过世青赛,我们才有可能为我们的奥运足球制定出合理的任务指标。我们争取较高的目标,所以最后的指标必须跷跷脚才能达到。
你分管奥运足球,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要抽出更多时间关注足球?
对中国来说,2008北京奥运是百年不遇的机会,也是我们民族振兴的机遇。通过这个大舞台,我们应该向世界展示中国竞技体育的风貌。对足球来说,它是奥运28个大项之一,影响力很大。假如2008奥运会上足球一塌糊涂,我们无法向球迷交代。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军团总体目标时,认真地考虑过,那就是要拿足够数量的金牌,保持中国竞技体育的强势;而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足球,水平一定要有所提高。
足球改革陷入泥潭,要摆脱困境,但必须要服从奥运战略,这是不是意味着即将出台的某些改革措施会有些急功近利?
我们要通过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向足球要成绩。有了成绩,老百姓就会满意。服从奥运战略与提高中国足球水平是不矛盾的。足球改革而已,我们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3、关于提高水平的根本出路
[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根本出路在于抓好训练。我觉得,正是我们没抓好训练工作,才导致了水平低下。据我了解,在各项目运动队中,足球的训练是比较差的。都说比赛是训练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谁都能看出问题。]
《足球》:解决中国足球主要矛盾是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那么,让中国足球技术水平提升的关键是什么?
崔大林: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根本出路在于抓好训练。我觉得,正是我们没抓好训练工作,才导致了水平低下。据我了解,在各项目运动队中,足球的训练是比较差的。都说比赛是训练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谁都能看出问题。
训练水平差,从根本上说,是不是我们现有管理体制有问题?
体制不是决定一切的。在中国国情里,职业化体制能造就高水平球队,计划经济体制也能造就高水平球队。举个例子说,比如朝鲜足球,可以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吧。可是,男足站出来,凶猛彪悍,让人刮目相看;女足呢,不也总是赢我们吗?他们靠的是刻苦训练和民族精神。
媒体所说的体制,更看重于职业足球按照市场规律行进过程中,它与足协管理上发生的冲突。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确也存在。但说到底,它最终影响的还是训练。比如,管理者忙于竞赛的组织、商务开发等等,训练往往被忽视了。没练上去,当然就不会有成绩。没有成绩,老百姓怨声载道。
不论足协的商务开发,还是俱乐部经营,以及球员的职业诉求,是不是都掉进拜金主义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了?崇尚经济效益,自然也就忽视足球自身规律了。
的确。走职业化以后,一些人过分追求金钱,把国家荣誉抛在脑后,让中国足球丧失了发展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许多足球人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靠金钱刺激,不符合竞技体育的规律。往往是,钱多了,还容易出毛病。什么假球、黑哨、赌博、泡吧等等,不都是钱烧的吗?
提到体制,还有一个问题。比如2004年,足坛很混乱,中国足球没有成绩,也失去了秩序。许多人认为,是足协现有的体制制约了改革?
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管办分离”的。这也是体制问题。前段时间,或者说改革以来,足协的工作一直很辛苦。可是,由于体制原因,足协确实有些事情管不了,管不好。因此,努力要做到管办分离。政府管的,这是我们的职责,这一手一定要硬;需要推向市场的,要依法规范管理。否则,足协将牵扯大量精力,造成管办不分,政事不分,既管又办,容易出毛病。尤其,俱乐部是职业足球的主体,怎样依法深化改革,要认真考虑。
让足协与俱乐部共享联赛的经营权,改革必须要走的一步。据了解,2006年中超公司将全面接手联赛的商务开发。从该公司组建模式来看,应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管办分离。问题是,俱乐部从联赛里得到效益,市场完善起来,这是否意味着俱乐部运作使命就完成了?比如,在人才培养上,俱乐部是不是还有很多路要走?
关于青少年训练问题,多年来,我们喊得多,做得少,所以水平不高。仔细分析,这的确和职业化前后不同的训练体制有些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储备主要靠基层体校。以辽宁为例,我在体育运动学院当院长时,足球有七个后备队,这些球队都纳入学院管理之中。1995年辽宁队降组的发布会上,我说“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因为我知道在后面梯队里,李铁、李金羽,肇俊哲这帮孩子马上就跟上来了。这叫什么?叫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启动中超前,在各个中超俱乐部资格认定上,梯队建设是条件之一。14个中超俱乐部梯队建设究竟如何?目前,除了个别俱乐部梯队比较完善外,大多数俱乐部为了眼前的成绩,都在忽视这个问题。
这是事实。职业化后,后备人才培养,由过去的各地体委转化为俱乐部或足校来培养了。俱乐部重视一线队成绩,对梯队不重视,投入也不够。一些足校呢?是人就能当教练,他们追求的只是商业价值。这种局面,训练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再有,许多俱乐部用金钱弥补人才的短缺。自己不培养人才,花钱去买。这意味着,就那点儿有限的足球资源再不停地倒手,一旦把他们油水榨干了,这个市场就要被玩儿完了。
这又涉及足协的管理与俱乐部经营思路问题了。
这不是职业化的错。足球走向市场,如果有严格的监控措施来约束俱乐部行为,让他们把青少年训练当成生存根本来抓,也同样会有良好的效果的。
4、关于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是我们竞技体育取得好成绩的法宝。中国足球在发展过程中,要毫不动摇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提高足球技术水平,匹夫有责,光靠中国足协一家是不行的。比如,青少年的培养,还是要地方协会来抓。训练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谁都能干得好的。]
《足球》:雅典奥运会后,32块金牌振奋人心。一种观点是,奥运硕果,举国体制是最根本保证。对足球来说,要提高水平,除了提高训练质量,是不是也要走举国体制这条路?
崔大林:举国体制是我们竞技体育取得好成绩的法宝。中国足球在发展过程中,要毫不动摇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提高足球技术水平,匹夫有责,光靠中国足协一家是不行的。比如,青少年的培养,还是要地方协会来抓。训练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谁都能干得好的。
近些年来,地方协会的职能的确被弱化了。要权没权,要钱没钱,要想强化青少年培养工作,很困难。对足球来说,这说明举国体制这个链条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出现了问题。但是,举国体制真是培养人才的唯一途径吗?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它是一个产业,收益也是可观的,投入成本不大,但附加值很高。地方足协有比较成熟的训练管理经验。当然,俱乐部也要抓,不能放。在市场经济这只脚不健壮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另一只脚的作用。
也就是说,改革要适应国情?
足球改革要积极、稳妥。也要遵循“两个符合,一个适应”。两个符合是:要符合足球自身规律,符合市场规律;一个适应是要适应我们的国情。违背足球自身规律,实际就是从根本上破坏足球这项事业;违背市场规律,就不能达到职业化要求;而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会事倍功半。
足球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多,关系也复杂。决策者思路不清的话,难免要走弯路,或者本末倒置。
有几个关系必须要处理好。一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足球是产业,更是事业。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让老百姓满意,为国家和民族争光,努力实现这个社会效益的同时,争取经济效益。第二是竞赛和训练的关系。提高中国足球的根本出路在于训练。在赛制上要合理安排,不能以赛代练。三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不能急功近利,不要浮躁。提高足球水平,是要通过多年训练的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不是今天练了,明天就能拿冠军。
举国体制下的非足球项目,它们训练工作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长时间的集训、地方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你觉得职业足球联赛的赛制,是否已经影响到训练的质量?
任何一个冠军都是靠艰苦训练获得的。从年初打到年尾的赛制,使队伍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大运动量、大强度的训练。利用比赛间歇期的时间进行训练,是很难把训练和成绩搞上去的。制定科学合理的赛制,也是提高足球技术水平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