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个阶段：炮轰——“夺权”——平等对话
《足球》：有人将10月2日“国安退出”看作是“革命”第一个阶段的开始，10月26日“第一次投资人会议”看作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那12月15日下午16时30分在香河结束的第一次“深化中超改革会议”是不是改革过程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罗宁：我并不喜欢“革命”或“斗争”这样的词汇，也没想过划分阶段。在过程中事态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也许这就是阶段——
第一阶段：10月2日发生的事情很混乱，我们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今后还要走多长的路，但我们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肯定不是简单的踢不踢球、罢不罢赛，某个队员、某个赌博集团的问题，我们必须找根源，要治本！最大责任在于管理者和现行机制，就像一个家庭老大、老二、老三都出了事，你不能只追究几个儿子的过错，责任在于家长，所以在第一阶段我们开始放炮直指最大的责任人，而一开始足协显得很积极，我们在18日晚和阎世铎一起喝了酒——那是“改革”的蜜月期，阎世铎还提议要越过俱乐部经理层直接和我们这些老板交流沟通，成立一个代表我们利益和话语权的“投资人联席会议”。现在想来，那时足协是否真的这样想，是否只是想稳定局面也很难说，我们过分乐观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10月26日的“投资人会议”，进入到这个阶段是足协造成的，他们对改革存在误解，以为我们是“抢班夺权”去了。有例为证，阎世铎那时候讲话强调：“足协地位不可动摇。”就是怕影响到它的根本利益。第二个阶段，我们两方都说自己“要改革”，但两方对“改革”的标准、内容理解不一样，对于这个阶段的总结是，我们已经失去互相信任和沟通的基础了。
那现在进入到第三阶段了吗？
所谓阶段是从后往前看才能说的。这次的会议，我们又有资格与足协坐到板凳上说话了，又有话语权了，真不容易啊，这可能也算是重新进入了一个平起平坐谈判的阶段。足协是服务机构，但要和它坐在一起说话都很难啊。
怎么判断第三个阶段出现的新形势？“管办分离”是否真意味着取得阶段性胜利？
我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虽然“管办分离”是取得了部分成果，但原来改革事半功倍，现在却变成了事倍功半了。昨天开会时，阎世铎自己也感慨：“时间来不及了，联赛要开打了，连招商时间都很紧迫了。”如果说收获，就是“不改”或“倒退”是不可能了，但我们要的是大踏步前进，而且现在也有空间大踏步前进——但是否能达到，我没把握，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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