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8救市议案:把老板当农民 法律引入足球

　　六、维护联赛利益　　

　　【具体建议】

　　议案提交人：张桐坡（中国青少年网络电视体育频道总监，辽宁足球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任总经理）

　　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15年，在前进过程中遇到过诸多问题。最近，武汉光谷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给中国足球造成了巨大损失，进而导致联赛正常秩序被破坏。对于中国足球而言，联赛是水平提升的根本，而商业利益则是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竞技足球与足球产业是联赛的两个翅膀，对联赛的组织者、参与者，只有同时充分发挥这两个翅膀的作用，才能使中国足球平稳运行。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夺取亚洲冠军并不是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标志，因为竞技足球存在较大的偶然性，成绩的好坏并不能完全决定水平的高低。在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中，如果能够涌现5到7名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的球员，并使这一培养体系常态化，那么我们才有可能认定中国足球取得了标志性突破。

　　1去除联赛冠名的官方色彩

　　目前，由中国足协主办的各级足球联赛大多冠以“中国足球协会”的名义，比如中超联赛，被称之为“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虽然它表明了联赛的所有权，但其中的官方色彩过于浓重，这不符合十几年来一直倡导的将联赛推向市场的大思路。表面看，我们的联赛有来自不同领域的赞助商，但实质上，它依然没有完全走向市场。

　　中国足协主办全国性的足球联赛固然具有垄断性、排它性，但如果统得过死，便会使其失去应有的活力，进而降低各俱乐部参与商务活动的积极性，而中国足协又无力把当前这一偌大的市场完全搞活，于是丧失了诸多商机。

　　在联赛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足协应当赋予各俱乐部更多权益，首当其冲就是在形式上去除联赛冠名的官方色彩，比如中超联赛，可以称之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尽管只有两字之差，但这一举措至少给外界的感觉是，中国足协是开明的，是谋求变化的。

　　联赛的官方色彩去除或降低后，它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市场。当联赛的命运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不是行政指令决定后，它的活力及前景才会真正显现。

　　2继续扩大中超参赛球队数量

　　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如果联赛缺乏固有基础，便会在发展中呈现后劲不足的现象。现在，中超联赛的参赛队为16支，已接近国际足联提出的18至20支的联赛合理规模。只有在数量上具有一定规模后，联赛的经济利益才会随之产生。因为在电视对联赛进行转播的前提下，其覆盖面及收视率会因参赛球队的多少而有所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赞助者对联赛投入的兴趣。从这一层面考虑，联赛的参赛队宜多不宜少，即便在中超已经拥有16支球队的情况下，还应该考虑进一步扩大中超联赛的规模。

　　参加中超联赛的球队数量增加后，正式比赛的场次会增多，球员得到的锻炼机会也会较之以前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考虑将各场次的比赛开球时间错开，以便于电视直播。因为当电视直播场次增加多，客户获得的广告回报率便会成倍增加，从而巩固客户对中超投入赞助的信心。

　　3进一步增加中超联赛的外援数量

　　当中超联赛具有一个合理的规模后，外援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比赛精彩程度的催化剂。尽可能多地增加中超联赛的外援数量和质量将间接使比赛水平得到提高。

　　外援数量的增加不但会提高比赛的精彩程度，而且会降低目前我们所深恶痛绝的打假球的几率，因为外援参与打假球的可能性肯定要比本土球员低得多。

　　除此之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应当引入“时区外援”这一概念，即引进与北京所处的东八区东西相邻的各三个时区内的国家和地区的球员到中超联赛踢球，有可能会引起境外媒体的关注，进而令该球员所属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中超联赛产生兴趣。在与东八区相邻的几个时区内，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都拥有财力非常雄厚的企业，一旦它们对中超联赛进行赞助，其收益可想而知。

　　如果将目前中超联赛“每队可引进4名外援，每场比赛可以有3名外援出场”的规则修改为“每队可以引进8名外援，每场比赛可以有6名外援出场”，那么比赛的精彩程度会成倍提高，而这恰恰会形成对观众的吸引力。

　　再有，如果将每支中超球队引进外援的名额增至8名，中国足协可以将外援的注册费用提高到每名外援10000美元左右，那么20支球队160名外援的注册费用总额便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将这笔费用用于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及各级青少年联赛、业余联赛、女足联赛，其效果将是显著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一旦外援大量涌入中超联赛，本土球员的出场必然受到限制，其水平更无从提高。其实，这种担心没必要——外援数量的增多，无形中会带动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在这一大背景下踢球，本土球员的水平也会得到促进，从而会催生精品的产生。与其让水平不高的本土球员滥竽充数，还不如使一批真正具有潜力的球员脱颖而出，这才可能使中国足球的水平得到根本性提升。

　　4建立职业裁判体系

　　裁判问题是联赛诸多事件的导火索，而建立职业裁判体系又是足球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中国足球要想有大的发展，不仅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思路，而且要敢为天下先，首先尝试建立职业裁判体系。

　　职业裁判的选拔范围不应只局限于国内，如果境外的裁判想加入中国建立的职业裁判队伍，中国足协也应当予以考虑。在此基础上，建议中国足协再引进一名国际知名裁判担任裁判委员会裁判总监，比如已经“退休”的意大利光头裁判科里纳，他的到来会在技术层面对中国裁判的业务进行指导。不仅如此，他长时间出现在中国的绿茵场上还会产生巨大的广告效应，其效果是中超联赛无法企及的。与此同时，此举还会向国际足坛表明中国足球的发展已趋向国际化。

　　5经营触角伸向社会各领域

　　武汉光谷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以及此前诸多俱乐部对中国足协的发难，其实质是中国足球带给各俱乐部的利益较为有限，而且俱乐部自身经营陷入危机。换句话说，中国足球面临的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经济危机。一家俱乐部每赛季投入六七千万元仍陷入保级的尴尬，加之经营者对足球本质缺乏全方位的认知，多年形成入不敷出的局面，最终导致危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场经济危机的背后是中国足球经营不善、各俱乐部经营不善。其实，就足球产业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不是打几场商业比赛就形成足球产业。在德国，标有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标志的日用消费品在当地占有1/3的市场份额，由此给拜仁俱乐部带来的商业利润是相当可观的。反观中国的各职业俱乐部，着眼点大多局限在足球本身上，其经营触角根本没有伸向社会其它领域。如果北京国安俱乐部效仿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以其坚持了17年的“国安”品牌作为无形资产进军日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它们能在北京占有10%的市场份额，其收益就会超出人们想像。

　　1996年，上海航星出产的洗衣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不足3%，它们以每年450万元的价格冠名辽宁队后，仅一年时间，其销售额便增加了3亿多元。由此可见足球的传播力量。目前活跃在中超的实德、金德等都是投资足球的获益者。

　　各俱乐部要改善经营状况，首先要拥有一名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此人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素质——对足球有深刻的领悟；具有独挡一面的组织、领导能力；必须懂得经营管理；熟悉广告运作。当俱乐部拥有这样一名领军人物后，才有可能走出当前的经营困境。

　　6各俱乐部要做上市的长期打算

　　职业足球俱乐部如果能够挺进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支持将是空前的。在拥有雄厚资金的基础上，俱乐部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使足球拥有良好的硬件支持。不仅如此，持有某俱乐部股票的股民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该俱乐部的支持，不仅其经济收益与该俱乐部所属球队的表现息息相关，而且他们会密切关注该俱乐部在比赛中成绩的好坏、人员变化等情况，无形中就成为该球队的支持者，从而使俱乐部球迷的范围得以扩大，他们便是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业余足球的星星之火。

　　另外，一旦职业足球俱乐部获得上市，其股指会随球队成绩的优劣而波动，进而形成对股市的不断刺激。

　　除此之外，中国足协还应规范完善新闻发布会制度；审查足球记者的采访资格；加强对球迷的管理和沟通，建议同公安部治安局联合制定《体育场馆治安管理条例暂行办法》；建立足球法庭，审理有关由足球产生的各类纠纷，这一机构不隶属中国足协；鼓励球员的个性发展，便于吸引球迷；建立球员工会，对球员的利益给予最大保障；在社会各个层面尽最大可能普及足球，使业余足球、草根足球得以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足协应当围绕联赛这一根本深化改革，在现有基础上寻求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