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学术水平或许接近中国男足

　　发展需要符号并制造符号

　　记：你的不少文章涉及传统问题，你所说的“礼教下延”是什么意思？

　　赵：宋明理学的社会实践首次在中国推动了俗文学的兴起，以及礼教下延。明初规定，表彰节妇孝子，只针对百姓，不给有功名的士子官吏家族，这意味着只有百姓才需要教化。这种政策造成了全民道德狂热。明清两代历史成为中国文化的衰败史，这至少是原因之一。所以，礼不下庶人时，君子彬彬有礼；庶人尽礼之际，君子以非礼骄人。当然，你试着也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如今的经济。

　　记：你怎样看待目前的国学热？

　　赵：大概隔几十年总要来一回。胡适、傅斯年就专门谈过三十年代的国学热。读过孔飞力的《叫魂》吗？如果宽泛一点，50年代的民歌运动也可以视作其组成部分。我只是说，这些尊崇儒术的热情与真正的学术无关。而且，我忙里偷闲喜欢听古典音乐，所以从来不注意电视里的这类语调铿锵的讲座。

　　记：以前人们总是提倡勤俭节约，如今刺激消费已经成为热词，到底人们在消费什么？

　　赵：如果你有了一台经济型轿车，但渴望换一台“宝马”，这其中的差异就是符号问题。因为“宝马”固然比经济型轿车好，但不至于好到它可以从公路上飞起来。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在需要贴牌，傍上名车，就说明你很需要一个大符号来填充。但倘若你开的是一辆“路虎”，它表达的意思就更加丰富：我并不比开“宝马”的人钱少，而且还是资深的户外运动家，情商、智商、财商都很高。“符号消费”就是用这种“天鹅绒拳套”击碎着都市人的自尊。这固然反映了符号附加值带来的群体焦虑症，其实也说明了一个经济规律，发展是需要符号的，发展就注定要制造符号。

　　按照法国学者波德里亚的说法，一旦把商品当作表达意义和信息的符号来操纵和使用，它就属于“符号消费”。其领域包括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空间：身份、经济实力、权力、受尊重程度、趣味修养、人格特征和个性、价值观、信仰等等，这些就是人们得以同他人区别开的所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