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学术水平或许接近中国男足

　　实用性及“无用”的思考

　　记：你几次谈到学术的实用性问题，你是如何思考的？

　　赵：我也很困惑啊。我们每年要填各种表格，符号学、哲学这些学科，目前也被要求必须追求实用性了。我想，这一方面是老祖宗“学以致用”观念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经济格局追求的是立竿见影。而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没有诸如“知行合一”一类说法的。如何来评价尼采、卡夫卡的“知”与“行”呢？如何评价爱因斯坦理论的实用性呢？所以这是一个伪问题。想想魏晋玄学，人们都在嘲笑它的空谈，但历史上真的多出几个“空谈”的朝代，也许中国的哲学、思想史就会是另外一番模样了。要敢于做“无用”的思考，也许才能成为哲学家。

　　先秦的名学，以及玄奘带回来的唯识宗，也是传统文化，可惜宣传国学时却忽略了这些精华，所以它们无法流传下来。很让人惋惜的是，我们的学术背景早已是实用主义泛滥了。一方面是鹦鹉学舌，另一方面是奉实用性为圭臬，何来独立思想？我想，如果中国当代学人再不做原创性思考的话，只是在琢磨如何挤入“核心期刊”，我们的学术水平或许就在接近于中国男足。

　　记：你目前正在做什么研究？

　　赵：我告诉学生，治学必须要有独立的思想。我提出过“三个摆脱”：摆脱实用；摆脱当前那种实际运用的软实力；摆脱古人。回国后我试图在符号学领域打出一条自己的通道。我目前正在撰写《符号学理论》一书，已完成30多万字。等书写完，我真的要休息一下，比如，做点“无用”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