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学术水平或许接近中国男足

　　采访手记

　　(2010年1月5日 成都)

　　记者来到位于格林威治小区的赵毅衡先生的家，31层高楼拉远了书斋与嘈杂市井的距离。透过玻璃窗，赵毅衡望着雾气笼罩的都市以及晃动的车流，雾气就是蜀国的一种符号。他显得若有所思：“我们这一代学者，姑且可以称为1940年代学人，无论是治自然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好像真的快过去了！”

　　见我露出疑惑的神情，他指了指环绕在身后的巨大书柜：“1940年代学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加之时至中年，经历自然比青年多，而国外的一些新东西又比老学者知道得更多一点，于是，大家争着说，抢着写，拼命讲，学术市场火爆，有些像旧时成都青羊宫打擂台。但不同处在于，打擂台总有对手啊，那时的学术却是没有对手的，是对着空气比划，他们最高的著书标准是西方各种理论，这种向西方致敬的学说贩卖，国人不懂，洋人费解，只是一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语’，学界、读者无法判断对错，只好热烈鼓掌。我这里有些书，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能感觉到赵先生的无奈，从他身上那种典型的江南才子温和气质里溢出。他似乎觉察到了自己蔓延的情绪，莞尔一笑：“我当时也未能免俗啊。”

　　由于多年负笈欧美，赵先生家里没有茶，只有咖啡。一杯咖啡在手，时光就散漫了。我们谈到了符号学，这门学科与现实的距离，不亚于31层楼与大地的距离。但赵先生话锋一转：“我们就真真切切生活在符号之中。”

　　是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充斥的国度。赵先生说，有一天偶然经过学校的女生宿舍，看见一个女生把衣服扔在门口，堆得像小山一样。看见自己吃惊的模样，一个学生对他说，老教授你不懂了，这些衣服都不是名牌，至多是仿名牌，所以别人不要了。“这里出现了几个元素：名牌、仿名牌、服装、女生。服装如今已经脱离了保暖、尊严的基本意义，成为一个高速增值的膨胀符号，构成了产生利润的美丽空间，这就是名牌符号营造的种种效应中的一种。我联想到布拉吉、列宁装、中山装、蓝蚂蚁制服、江青裙、解放鞋、两个兜、四个兜……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后来几所大学请我演讲符号学，我的标题就是《为什么该女生打扮——文化符号学中标出性问题》。为什么文明的人类该女人打扮，而动物必是雄性打扮？为什么‘禹袒入裸国’？为什么你我都正常而不是疯人、坏人、愚人？为什么我们共同奔小康？为什么首都的方音最美？这些似乎互不相干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文化中的意义行为。这也是符号学研究的所在。”

　　这时，斜照的阳光把书房铺出了一层罕见的橙红，把赵先生严肃的神情，连同桌子上的杯具，溶解于一泓咖啡的宽慰之中。对文化界来说，赵先生其实就是一个符号，而且极富辐射力。针对虹影近日刊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的访谈，他读了，但不会评价一个字。他用笑声回答我：“我这个‘符号’就是我自己而已。我不会裂变为一些人觊觎的‘符号’。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本报记者 蒋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