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运动是一项以苦为侣、以死为伴的运动。参与者在参与前的心理准备，无论怎样充分都不会是多余的。对于我身边这些首次参与登山运动的新队员来讲，他们刚刚进入卡拉乌成山地，现实的严峻就那么无情地迅速取代了拟想中的浪漫。

　　5月1日下午，在徒步向大本营进军后一小时左右，山友楮东田就指着路边的呕吐物对我说，“已经有人开始反应了。”当晚，在3750米大本营，缺氧的效果逐渐显露。我身边的那些年轻队员们虽然还处在新奇和兴奋状态中，但看得出，头疼、

　　胸闷、心跳、气促的幽灵死死缠绕着他们，使他们嘻笑与苦笑参半。晚9时，我去赛龙登山队的营帐区探视，迎头碰上协会的王铁男向我求援。一名来自新疆大学的年轻女队员面色煞白，满额头虚汗，歪在队友的怀中，看上去处境十分艰难。我们责无旁贷，献出了全营区唯一的一只氧气枕。

　　入夜，当大家钻入睡袋，用8毫米厚的泡沫塑料隔雪而卧后很久，都能够听到那种叹气般的喘息声时而从这个帐蓬，时而又从那个帐蓬发出，一直延续到我自己也进入并不踏实的梦乡。

　　第二天，根据出发24小时后的体力变化情况及协同工作的需要，我们留下安佳志成队长担任本队的后方指挥，精干的李明君队员作为后备支援力量，其余队员以南坡五人，北坡三人的队列，将技术装备全部集中于北坡，开始了决定性的征程。当时是早上9时30分，出发时，每人怀中都揣着一面印有新疆工学院标志的小红旗。我被编组在北坡分队。我们以三只对讲机作为交互联络工具，指定在正常情况下每小时整点开机，非常情况下可通过约定转入不间断联系方式。

　　4小时以后，当南坡分队历经艰难困苦胜利登顶时，我们正奋力挣扎在北坡4200米一段险坡道上，没有能够及时开机。因此，南坡分队于1时47分登上天格尔峰的消息，我们是滞后一小时知道的。北坡路线带有比较明显的技术攀登特点，这在事先分析路线时已经有所了解。

　　为保证北坡联合攀登队十余名队员的安全，市登山协会的几名老队员在4000米以上的五道冰坡上反复用冰锥和主绳设置保护，付出了极其艰辛的代价，终于使北坡队员在下午4时48分到6时30分的时间里，全部登顶。其中，队员杨立群在开路过程中，在4200米处沿一壁70度的冰坡滑坠90米，被“打捞”上来以后，又一头扎入开路先锋的行列中。

　　登山是一项使人心地纯洁的运动。我曾每每身临其境，看到过那些在险象环生中，为别人作出绝无报偿的坦然付出的全过程。也真正钦佩那些付出者，他们在此后所表现出的那种若无其事般的超脱，实在是一种真实而可贵的人格。相比之下，我们一生中也许要经历一百次的那种沏杯茶水写总结，对着报纸练心得的老套路，显得那么漂浮、空泛、缺乏厚重感。 我是在沿北坡下撤，尚未下降至杨立群的滑坠点就产生意外的。这里是一道新雪覆盖的冰坡，由于地势决定，我们设置主绳的方向与坡面的垂面之间有一个别扭的夹角。当我在一块大小仅够落脚，又被另一名队员作为支撑点的岩石边，俯身通过铁锁连接主绳前，左脚冰爪从冰面滑脱，头朝下坡方向仰跌在冰坡上，沿重力平面与冰坡的交角线开始了这次意外的滑坠过程。此时，王铁男队长正在左下方等待接应我，他的暗紫色登山服的影子迅速从我眼睛的余光中掠过。由于初次组队，装备不足，我没有配备冰镐，只有一杆雪杖挂在腕上，无法实施早期保护动作。最初的一段冰坡便以加速度方式瞬间滑完全程。 当然，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被下冲力沿一个光滑的上坡抛起来，以仰泳入水的姿势被投入下一层漫长的雪坡，继续滑坠。此时，缓慢旋转着的山体和白云、洁白冰凉的雪雾，以及乘飞机般的呼哨声在我的意识中伴随着我。我竭尽当时的体力与脑力之所能，冷静地保持了头部和四肢竭力跷起，背部着地的滑行姿态，以至于没有产生那种致命的翻滚冲撞。在某一个瞬间，我终于抓住了挂在右手腕上的雪杖柄，毫无章法地沿右肩前方刺向下滑方向。好象是又经过了一些更加剧烈的旋转过程，四周安静了下来。当意识恢复之后，我原地仰卧不动，心中有些慌乱，等待着谁给我一个结局。

　　自己是否已经支离破碎，我没有底。但上方视界内分明有一片模糊的鲜红。几分钟之后，我感到除眩晕之外，似乎并无其它不适。此时，山体和天空虽然倾斜着，但毕竟已经定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能抬头四顾，在洁白如碧的四野中弄清了自己的处境。我头朝下脚朝上顺坡仰卧在雪窝里，滑坠路线的两旁有一些大小不一的雪球滚过的痕迹，这些雪球超过我所在的位置，继续向下滚去，直到耗尽势能。 右下方约50米处，一条两壁错位的幽蓝色的明裂缝横桓在谷底。左上方100米处，是一片杂乱的冰瀑被三条陡坎所切割，象是洁白玉体上一处不协调的伤疤。右上方同一高度，原本是柔和的雪原被折叠出一重皱褶，大概属于右方那些陡坎的延伸端。在这些陡坎裂隙之间于安全最合理的位置上，安排着属于我独享过的那条滑道。是柔和的两脊之间厚厚的积雪，以及接近坡底迅速变缓的坡度挽留了我。

　　在我仰卧着的雪坑上方十多米范围内，散落着我的一些行头：佳能照相机、遮阳帽、扯断了拉扣的肩背包、一只皮手套、防紫外线眼镜，还有那片模糊的鲜红色登山服上的防风帽被从衣服上强行撕扯下来，半埋在雪地上独领风骚。在滑道的高处，那只被拉弯了的澳大利亚雪杖插在雪中，手柄正在闪闪发光。这时，表蒙已经开裂的手表指向7点40分，秒针还在奋力向前跳动着。

　　形势明朗以后，我掏尽胸腹间塞满的积雪，立即用佩在胸前的那只涂满冰雪的对讲机向大本营通报情况。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已经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了这次滑坠过程的某一瞬间，正在为跌落的究竟是一只行囊还是一名队员进行分析。只有从南坡登顶归来的唐山分队长经验丰富，断定是人身滑坠事故。当对讲机呼叫之后几分钟，他带领的三人救援队就已经出发了。此后的半小时，王铮总指挥和安佳志成队长关于“原地不动”，“注意补充食物”，“注意保存体力，等待救援”的指令不断传来，那种在高速滑坠过程中未曾出现的恐惧和紧张感，在此时此刻，反而不合时宜地出现了。但我心中有数，救援方案的实施存在很大困难。从大本营沿山脊到达滑坠点上方，最强的体力需要3小时。如果救援队纵跨冰川向我接近，深雪和无数条明、暗裂缝的拦截是否会造成新的事故？这与我纵跨冰川返回大本营相比，那一个更符合救援原则？我决定自救。

　　向大本营请示之后等待回答的间歇时间，我在雪原上爬来爬去，收拾我的那些散落物。滑坠造成的体力消耗使我筋疲力竭，对暗裂缝的警惕使我不能冒然动作，仅仅完成这项工作，就用去了约30分钟。这时，我上方山际线上传来人声。抬头望去，一条绿色与红色相接的主绳抛扔下来，有人在上方忙碌着。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起嗓子报告平安，以便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不一会儿，我看到王铁男那熟悉的身影已开始沿着主绳择路下降，作上方保护的似乎是董务新。但他们在上方哪里知道，主绳的末段恰恰横切那块冰瀑陡坎而过。我大声呼叫，并竭力用清楚的手势指明危险。在调整下降角度以后，王铁男终于在我左上方30米处安全着地了。而董务新却采用了握绳坐滑的动作快速下降，又将主绳摆向了那条危险的陡坎裂隙。情急之中，铁男用全力向左扯动绳索下端，使其尽可能绷紧。一半借助于位置移动，一半借助于下滑速度，使董务新终于跨越了危险。

　　为了对我进行近程救援，两名技术全面的主心骨离开了北坡分队，压力迅速转移到了滞留在4250米高度的十名剩余队员身上。下撤阶段，英刚队长只身断后，体力消耗极大，而他此时带领的几乎是清一色新队员。面对逐渐降临的暮色，以及因滑坠而对新队员和女队员造成的心理压力，还有逐渐耗尽的体力，只有确保不出现新的问题，才是救援工作的根本利益所在。

　　协商之后，我们立即与大本营和救援分队通话，请求将支援任务迅速转向4250米高度上的下撤队员。而我们三人决定纵跨冰川，自己寻路返回安全地带。通话之后，大本营王铮总指挥同意了改变后的方案。我们开始寻路下撤。刚开始不久，打前站的董务新坐滑过的路线上，就塌陷出一条宽宽的冰裂缝，他立刻向我们警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辛免的。我和铁男分别用前扑和跨跳方式越过了这条恼人的裂缝。

　　自此以后，我们三人一直在冰川侧顶部没胯的深雪中，用趟雪、爬行、侧滚、坐滑等方式向大本营方向接近。夜色中，我们也分明看到一线微弱的头灯光亮在陡峭的山脊上时隐时现，逆我们而行，终于上升到比我们更高的位置而远去。

　　三小时后的11时10分，当从对讲机中接到支援队员与下撤队员终于会合的消息时，我们依冰卧雪，享受了一次时间最长的休息。此时，铁男已经几近虚脱，向我寻求一块糖果。而我却没有，只有一段冻得坚硬的哈尔滨红肠。11时40分，在横切与纵切冰川路线的交叉点上，我们等待着山上的消息，盼望与他们会合。大本营王铮指挥通过对讲机指令我们直接返回大本营。但出于对下撤队员的责任心，铁男又一次留了下来。当我与下撤到交叉点的秦建以及接应队员一同横跨冰川时，那四条冰裂缝的延伸线上已经被作好醒目的标记，一名接应队员递过来一只头灯，这只头灯的亮光一直将我指引到营区。黑暗中，依莲娜递过来一茶缸滚热的姜糖水，我一饮而尽。

　　夜里1点10分，英刚、唐山导引最后一名队员安全回到大本营。这次滑坠虽然没有造成伤亡后果，但是，由此引发的救援过程使多少人承受了艰辛，经历了危险，也闪现了个人人格和群体风格的光明。

　　第二天，在乘车穿越后峡公路的途中，我发现这些付出者们又一次进入全无其事的超脱状态，相互开起了戏谑的玩笑。从这次天格尔峰下的滑坠事件中，我只有得到，没有失去。

　　我爱山野，更爱那些象山野一样刚健质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