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体育日报
临别坦言四度提出辞呈
在任时经历“假球风波”
——有一次闲聊时你曾经告诉我说，在这次离开之前，你已经先后向俱乐部4次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楼世芳：第一次我提出想走，是在2003年联赛后期，在我们客场战胜了重庆队之后，回到上海，我和董事长说，如果今年拿了冠军，我也该回文广集团了，因为当初文广集团让我来申花俱乐部工作的时候，集团领导已经告诉我说，让我去做两年就回来。
第二次提出想走，是2003年联赛结束之后，我想到的还是当初的两年的约定，但是这次领导还是没有同意。我第三次提出辞职，是在今年联赛，第一场德比战之后，那天我们是去上海体育场打客场，结果是和国际队打平，赛后在休息室里，我向全队宣布，虽然这场比赛打平了，但是意义不亚于一场胜利，作为给全队的鼓励，俱乐部将重奖球队100万。为了这件事，我受到了俱乐部上级领导的质询……在电话里，我也表示，如果作为俱乐部的总经理，我连这个权力都没有的话，那么还是请上级派别的同志来接替我。当然，这其中也有气话的成分。
在所有四次辞职中，最让我寒心的就是第四次，那是今年联赛我们主场对天津队比赛之前，那场比赛之前，我正好在北京开中超常委会议，在会上我还碰到了泰达老总张义峰，我当时对张义峰说，在目前这个时期，我希望我们两家能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好好向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张义峰说没有问题。
比赛是晚上打，大概在3点的时候，我忽然接到了张义峰打来的电话，此刻张义峰已经到了上海，在电话里，张义峰对我说，他刚刚接到了一个自称是申花人士打来的电话，这位人士对张义峰说，这场比赛，我们申花想放给你们天津，而且不收你们钱，面对张义峰的询问，这位人士说，我们之所以要输球而且不收钱，就是要通过输球，让楼世芳下课！
张义峰甚至告诉我这个来电的号码，他用凝重的语气对我说，老楼，你要好好抓抓球队，我们天津队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在接到张义峰电话后，我立刻给我们俱乐部的董事会领导打去电话，转述了张义峰电话的全部内容，我希望董事会领导能把这个消息告诉管理球队的副总经理戴春华，我还特意对他们说，如果我们的球队真的到了需要通过输球让楼世芳下课，那么还是请董事会立刻宣布让楼世芳下课，我不希望我个人的去留问题影响到球队的成绩。
那位给张义峰打电话的人士是不是真的来自申花，这个我并不清楚，但是那场比赛的结果和过程，我想每个人都看见了，申花队开场不到5分钟就丢了球，那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是4比4。
——今年的申花几乎滑到了历史上的最低谷，在你看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总结这失败的2004年？
楼世芳：总结，无非是技战术或者管理，到现在为止，我都坚持认为，我们今年最应该总结的是队伍管理，现在足球圈存在着各种不正之风，包括赌球，我喜欢下棋，但是我下棋从来不会打彩(就是下赌注)，包括各类赌博，我从不参与，我希望从事足球行业的人士，还是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珍惜这座城市和球迷给予自己的一切。
你知不知道外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楼世芳是中超俱乐部里比较外行的一位总经理？
楼世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分清楚一个概念，那就是什么是外行总经理？什么是内行总经理？如果总经理一定要是足球专业人士出身，那么依照这个标准，可能只有实德的林乐丰等少数几位符合这个标准，按照这个标准，鲁能的董罡、泰达的张义峰，是不是都是外行呢？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内行或者外行，管理一个足球俱乐部，和管理一个企业，都是有相同规律的。
“苏曼殊和郁达夫
影响了我的生存观”
楼世芳在网上以《国风遗韵·民国诗词中的风烟往事》为题，系统地介绍了民国时期的苏曼殊和郁达夫的诗作。“印象中，您很推崇苏曼殊和郁达夫的大作，为何？他们的诗作是否影响了您的人生之观抑或行事为人？”
“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影响。”他捧起紫砂茶壶，呷了口清茶继续说道：“艺术的影响是种写作的技巧以及构思的绝妙，但观念的影响就深远了。”他在《我读曼殊》中写道：“曼殊是中国知识分子早期革命组织南社的中心人物，少年立志，参加反帝革命，被孙中山引为同盟会同志。在他的挚友中，既有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又有像章太炎这样的反清志士、学问大家。他对自己的养母河合氏极尽孝道，却无法伺奉晨昏；对爱侣百助枫子万般疼爱，却不能给她以婚姻；他袈裟在身，却依然我行我素，常和友人出入酒肆花楼，并不时向往革命。曼殊的十章本事诗，几乎都为百助枫子而作……对百助枫子的一往情深，幽绝入骨，为抒情诗的杰作。”他总结苏曼殊特立独行的行事方式，“说到底，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希望与失望的撞击，是得不到实现理想的行为解脱，是最后的自我救赎——出家。”
而郁达夫，楼世芳形容“是一个非常率真的矛盾的人”。“他敢恨、敢爱、敢哭、敢笑！‘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郁达夫好酒，在《闽游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有饮酒记载。时而微醺，时而大醉，这恐与其率真的性格和家庭生活大有关系。在战乱中，骨肉流离，天各一方。已经凄切不已。更何况家乡传来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不安。在静夜的渡舟上，伴着满天明月，郁达夫内心的寂寞，与潮俱生。我们现实生活中，已很少能遇见这样率性的人了，虽然这样的真实在生活中会很‘吃亏’，但他毕竟‘生活’过了，他‘理想’过了。所以，这两位大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生存观念。”“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您年轻的时候，是否有形似苏、郁二位理想和抱负的影子？”“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当初我们是满怀革命理想去上山下乡的，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唱的一首歌吗？‘我有一个理想，一个伟大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长大后，我果然满怀理想去插队当了农民。但是，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以后，我们怎么办？我在读苏曼殊和郁达夫的时候，是用‘心’在读，用‘情’去感受。同时，我也在‘读’自己。”
楼世芳喜爱打坐，记者曾拍摄过一组他乘着中国甲A老总会议的间隙脱去铮亮的皮鞋在椅子上打坐的照片。对于从来“佛、诗”不分家，“佛意”中孕育的“诗艺”，楼世芳有着他自己的佛家之缘解：“这只是形式和内容分之间的关系，如同车子和车子上所载之物：诗为车，车载佛。”但他对佛和诗的理解依然是人性的：“救苦救难，救得是回头志士；大慈大悲，大量为转念好人！”
原文刊载于本报2008年4月20日
作者 本报记者 颜燕德
这个世界会好吗
此标题不是我的杜撰，而是来自于我案头的一本书名。
1918年11月7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日子，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两个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60年以后，梁漱溟接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的采访，此时老人家已届垂暮之年，却仍坚定着自己的信念。即使在他人生最困厄的日子里，还保持着乐观的天性。这本书就是梁漱溟的晚年口述。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从贫弱走向富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8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开放的同时，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步代，却在举世注目中停顿下来，据外电报道，在世界GDP前五位的国家里，只有中国没有进入本届世界杯。而进入本届世界杯的厄瓜多尔，除GDP不如我们，其余多少有些相似。20世纪中没有一次进入决赛，而到了21世纪，却连续两届闯进决赛，并取得不俗的战绩。他们一些国脚来自一个叫多交村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曾经光着脚丫踢球，场地用煤渣铺就。再看看我们的近邻，十几年前，人家日韩在埋头苦干打基础的时候，我们却在吹吹打打，热热闹闹，为眼前的几间窝棚而沾沾自喜。现在人家打好基础，开始忙着盖摩天大楼了，我们还在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雅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我们就将永远是世界杯看台上的看客。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也不能只是凭着自己个人的好恶，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学问是要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个世界会好吗？足球，请给我们一个乐观的理由。
（2006年7月8日夜，原载2006年7月9日《东方体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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