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世铎完成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丑陋、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借助权力巨大的惯性，阻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然后拉着中国足球的破车，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倒退！在香河，尽管他借鉴郎效农的尴尬，在自己身上披上一件“个人名义”的外衣，但他复辟里的铿锵台步，反攻时强硬的宣言，让我们扯掉他那件美丽的外衣后，分明能感到无耻的力量！
改革，已经夭折
据说G7还要开会，但实际上他们在斗争、彷徨、妥协的道路上已经寿终正寝，回忆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他们指出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方向而已。因为“革命”阵营里许多寡头们，因动机与目的的不纯，不具备领袖的品性与能力。我们的方向是什么？革命抑或深化改革！但遗憾的是，在三个多月的混战中，不要说革命，即使人们期盼的改革，也随着阎世铎的讲话而夭折了！
“革命”这个词被改革所取代，是阎世铎和徐明等人媾合的重要前提。阎世铎在几次会议上，多次公开声明：足协是坚决支持改革的。于是从他嘴里，我们听到“管办分离”、“市场化与民主化”等美妙的词语。但到头来，阎世铎却用“五个不动摇”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联赛所有权归中国足协所有，这一点不可动摇；管办分离指的是足协是管理者，地方足协和中超委是组织者和主办者，俱乐部是参与者，这一点不可动摇；中超委员会要在足协的控制下成立，这一点不可动摇；关于经营也要在足协的授权下成立某种形式的经营公司，这一点不可动摇；要把球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可动摇！
掷地有声的五个不可动摇，实际上已经动摇了所有人对中国足球的信心。有网友评价阎世铎的讲话，精辟地概括为：“辛辛苦苦90天，一夜回到92年”。有人把阎世铎形容为民国初年复辟的张勋。其实，说中国足球回到1992年倒很有象征意义，因为1992年那是酝酿职业联赛的年份，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年份。透过阎世铎的“五个不可动摇”，用1992年来表达愤懑，显然是有些抬举他。
值得深思的是，善良的人“安排”王俊生出任足协主席时，许多人振臂高呼。尽管王俊生1997年十强赛后，饱受指责，最后引咎辞职，但人们在今天拥护他的原因何在？站在历史的坐标里不难看到，王俊生时代遭人诟病的原因，大多集中在技术与战术、或者用人这一“技术”层面上。那时，人们议论的焦点话题是球员转会、升降组、限薪等。而阎世铎时代，腐败、赌球、黑哨、派系等成了关键词。简单地说，1992年红山口会议后，中国足球有种康乾盛世的味道。而2004年的香河会议后，用《太监》的作者南琛的话说：“大清快玩儿完了！”
人们对王俊生的怀念，寄托着一种朴素的情感，那就是希望足球回归于简单，回归于它自身的规律之中。职业化，显然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但阎世铎又是如何螳螂挡车的呢？面对职业联盟这个问题，曾经不知道什么是越位的阎世铎俨然成了专家：我曾到国外考察，很多国家的足协领导都告诫我，职业联盟的道路不能走。所以中国足球现在不可能搞职业联赛！
“国有资产”说真相
众所周知，欧洲五大联赛的成功，经营运作体制起到关键作用。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无疑是适应市场需要，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以2004年中国足坛为例，混乱与堕落，使中国足球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消失殆尽。生产力无法决定生产关系，这意味着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亟需转变。就中超来说，职业联盟意味着什么？对足协来说，是把所谓的四权下放，解放生产力的行为；对各个俱乐部来说，是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本组合与分配的崭新体制。阎世铎以自己的空想来旗帜鲜明地反对职业联盟，无疑是为他的五个不可动摇寻找理论基础。
为了达到混淆是非，遮人耳目的目的，阎世铎也抛出了他的“国有资产”说。他说：国家级球队的所有权、管理权，以及中超联赛，都是属于中国足协的，也是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而保证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是中国足协的职责所在。
他的这番话，让笔者想到不久前围绕国企改革刮起的“郎旋风”。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该君素以实证的方式，揭露国企改革过程中产权所属、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当阎世铎给中国足球戴上“国有资产”面具时，我们不妨看看它是否能遮掩住那副丑陋的面孔。
国企是否需要改革？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具体到中国足球这块“国有资产”上，是否改革，改革进程是快是慢，应该取决于国有资产是否达到“保值和增值”这个问题上。2004年，随着国家级球队的全军覆没，有经济界人士估算，直接和间接损失达十数亿元。而中超运作的失败，从赞助商投入与足球产业角度来看，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如此状况，不是保值与增值问题，而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了！
有关部门统计，每年国有资产至少流失800亿至1000亿元人民币。想必这些庞大数字里，也有足协一份功劳？如果足球管理中心是把持国有资源的企业，以所谓的保值与增值为借口，不思进取，牢固地掌控着权力，这岂不是对国家财产最大的糟蹋？
郎咸平认为，企业改革不见得“国退民进”。他的观点是，国企改革，应该是“国家退出市场，而不是国有企业退出市场”。他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并不需要改变。政府需要做的只是推动人事改革，用市场化的薪酬来吸引职业经理人，并实行有效的监督机制”。
阎世铎想坐在国企这棵大树下乘凉，显然是打错了算盘。因为足球成为不良国有资产时，郎咸平同样从经济学角度给他指明改革之路。这条路所指向的，不正是被阎世铎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职业联盟吗？
光明的尾巴……
阎世铎是无法完成悬崖勒马的使命了。眼下，任何引导和规劝都变成纸上谈兵。2004年“革命风暴”骤然停息了，不论国奥、女足还是国家队，统统都变成了“屈死鬼”。革命没有自上而下，也没有渴望到激浊扬清的第三种力量。我们知道，阎世铎上厕所可以“以个人名义”，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讲话，只能是他年底递交给领导，并能得到领导默认的述职报告罢了！
如果非给这篇沉重的文字，找一条光明的尾巴，我们不妨看看杨祖武23日在新浪上披露的，“……国家队在香河的训练基地，据说投资上亿元，这些钱从哪里来的？”而新华社记者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挪用、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案件，将成为明年全国检察机关反腐败重点。”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样的呐喊已经苍白无力。拯救中国足球，还能求助于道德与良心吗？拯救，拯救——我们只能奢望这种走投无路的拯救，能在司法介入里突围了！(郝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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