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平：最爱围棋和游泳 员工不会游泳不能升职

　　这种让看客与观者都感到牵肠挂肚的戏剧化场景，或许正是由埋在他性格与经历之中的某些因素导致。了解过他的故事的人都会感慨，这个人根本就不应该是个商人—尽管他已经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他所接受的教育是成为一名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重利轻别离”的商人。

　　宋卫平出生在浙江的嵊州，自幼家贫，但酷爱读书。后来他以个人资产在嵊州投资1亿港币建立了一所越剧学校，环境和他最为自豪的房地产项目桃花源相若—包括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内的很多浙江名流都是桃花源的业主。

　　恢复高考之后，他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读书。这所学校后来被合并入浙江大学，宋卫平有时会开玩笑说他有“亡校之恨”。他的同班同学寿柏年后来成为宋卫平创办和经营绿城时的得力拍档。“他就是老宋的周恩来”，有人评价说。后来将公司出售给万科的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南都集团的创始人周庆治也是宋卫平和寿柏年的同学。

　　宋卫平在创办了绿城之后，总喜欢说由于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学习历史出身，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优势，因为这必然给公司的地产项目注入了深厚的人文色彩。在面对听众时，他喜欢讲城市的历史，建筑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他立志于要在城市中留下美好的建筑。他看问题时也总喜欢站在数十年后来考虑。比如绿城的很多楼盘外墙都是明黄色色调，这是因为明黄色在二十年后仍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尽管作为新楼显得有些老气。这种色调正是宋卫平自己来决定的。

　　《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问他这个背景除了优势之外是否会给公司带来劣势时，宋卫平先是一口回答“没什么坏处”，随后又说：“就是有的时候显示出不太会赚钱，或者赚钱赚得不够漂亮。”他也承认，他喜欢讨论的“文化的、社会的、价值体系的话题，不像是公司范畴，更像是学校和研究机构讨论的问题”。

　　对于这些超越于商业利益的价值的考量，让绿城的利润率一直不高。此次危机中，媒体也总喜欢攻击绿城为“高负债、低利润率”。

　　宋卫平追求的是将东西做好。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花不了几个钱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整合者。他不在乎利益。你别看他有那么多项目，其实很多项目中他并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杜平说。

　　绿城在2009年脱险甚至变大之后继续奉行的激进拿地政策，在2011年下半年公司进入困局后一直被媒体指责。究其原因，其中不乏宋卫平个人性格和追求的关系。“他那个时候老讲，很多时候他去拍地王，算算是没有钱可以赚的，但为什么要去拍呢？他是怕人家拿走之后，把地做坏了。但是他拿下来之后，却又一时不知道怎么弄。”杜平称。

　　而且，由于宋卫平对绿城的控制力极强，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家公司的“主机”。他没有精力与时间去考虑的事情，自然也就积压下来。杜平称，他甚至能在宋的桌子上看到有一年之前的文件都还没批。

　　他自视为文人，对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他的朋友也都称他有古士大风之风，是“文人性格”。毕业三十年后，2012年1月，宋卫平提议将同学会开到学校里。当他爬了四层楼，来到历史系的新办公室，看到自己曾经的老师们，一群平均年龄82岁的教授们时，他说：“看到他们坐在那里我就知道，原来城市的宝贝是这些人。一个城市要有价值，这种老头和将要变成老头的文化人越多越好……他们在建构我们社会的价值系统，防范人类有更多的战争和罪恶，价值大了去了。”

　　24岁时，他从大学毕业，但他却并没有停止大量的阅读，他做了上万张读书卡片。“从那些读书卡片中我吸取到的东西，构成我现在做人做事的态度、立场和方法论”。

　　毕业之后的五年时间他是舟山党校的一名老师。一直到1987年，因为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被停课。原因是他的言论和授课内容。他自称“学历史的人，总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告诉那些基层干部历史的真相”。于是，在授课时，他将文革和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做了一个比较。他对那些到党校上课的乡长和镇长们说，为什么希特勒在二战中进攻苏联时，苏联会在开始时一下子输得那么惨，“原因是当时苏联肃反，将政府机关和红军中团以上的干部杀了一半以上”。他从自己的读书卡片中找出了具体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论断。

　　他也遭受了他所称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在一个不读什么书，能力不比你高，人品也不见得比你好的人手下做事”。

　　在被停课半年多后，他隐约听说，学校对他的处分决定是将他派遣到一个中学当老师。他没有等这个决定公布，自己就主动离开，南下珠海，到一家电脑公司工作。“那时候其实已经不大可能有回头路了。”

　　这一年他30岁。30岁以后，他注定只能做一名企业人了，他说。

　　随后他经历了他所称的“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其艰难甚至要远远超过他在2008年和2011年所经受的宏观调控的煎熬。“是那一段故事造就绿城的，那一段时间里见过的人和事，为绿城打下非常好的基础。我从一个员工做起，做到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应对过它的很多危局。如果没有那一段，就不会有后面这一段的绿城，说不定在哪一段就死掉了。”这些故事和另外很多事情一样，他建议留待下次再讲。

　　当他在1994年回到杭州时，他自称“学无专长”，为了“谋生”，和他的大学同学寿柏年创建了这家名叫绿城的公司。

　　但他并无意久战。他太痛苦。在这个社会中“教书也教不成，发言也发不成，要做事还要看别人脸色，要跟很多政府机关打交道，要求人，求人又是件满痛苦的事情。”

　　“开始做绿城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清楚，就是要解决谋生问题。也就做个三五年，我估计那时候能赚到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赚完以后，就干脆找地方养老。”

　　在公司做到第三年时，绿城已经成为杭州城内销售额最高的地产公司，但团队还小，只有几十名。宋卫平面对的抉择是，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不做下去有点可惜，做下去又很辛苦很吃力，还要去求人。”

　　他发现自己很难一走了之。对于这个文人气质浓厚的创始团队而言，创业时期的基本承诺是，5年内每个人拿到一套房子，然后分到几十万块钱。“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养家糊口。”

　　与此同时，宋卫平开始有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做小公司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无法生存，必须要做强大，做到一定规模。”而一向自负的宋又认为，“我们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做大，我的感觉不会有问题；努力做好才是比较难的事儿。”

　　他称自己“默默咬紧牙关”，“去尊重那些你本来就应该尊重的人，还要尊重那些你本来或许不愿意去尊重的人。努力去沟通，去表达”；“你努力把自己做好了做强大了，别人因为你的业绩和成就，多少也会对你有一些尊重。政府机关在同你打交道时，多少会客气一些，平等一些，讲一些道理”，“如果你是个小公司，人家要跟你讲缘分，或讲其他”。

　　也就在这时，他重新阅读了《松下幸之助》：“当我在32岁看到松下幸之助全集时，我想它无非是管理者的一般论述。等到我自己做企业，碰到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自己去面对它时，再去看松下的书，读他的故事和体会，就会变得非常亲切。”

　　他甚至说：“松下的全集，五卷本你只需要读一卷，就可以做出一个七八成优秀的公司。”

　　松下幸之助对于宋卫平的意义在于，他帮助宋卫平找到了商业的意义，让他不再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痛苦，不再随时萌生抽身而去的念头。

　　宋卫平后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天生的伟大商人，那么如果你能早一点读到松下幸之助的著作，后者将会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和达到这一境界。他在自己的公司内部开始反复讲：“伟大的商人应该能够领悟到为何赚钱，赚钱干什么，会对别人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松下幸之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促进社会繁荣，才是企业赚钱的真义”；“赚钱是整个社会不可缺乏的义务和责任”。“获得利润的企业往往也能同时使社会获得利益……经营没有获得利润，可以说是因为它对社会贡献太少，或者完全没有完成它所担负的使命”。而企业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创造更好的东西，以更便宜的价格供应给大家”。

　　松下称之为“自来水的哲学”。日本经营四圣之一在参观过一处宗教场所后，领悟了他所称的“经营的真髓”：“生产业者的使命，就是把生活物质变得如自来水一般无限丰富……做到这样的地步，贫穷才可以消除，因贫穷产生的苦恼，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生活的苦闷，更会减少到零。”

　　宋卫平将松下幸之助的著作视为公司的圣经。绿城将松下的著作编辑成内部出版资料，让每位员工阅读。我们所引用的这几句话，也来自于宋卫平赠送的松下幸之助作品。

　　“你翻一遍会有多一遍的感悟。”宋卫平说。

　　他一定看到了，松下也曾经有每天为支票到期要马上支付的窘迫境况。而他在不景气中采用的方式和松下电器采用的方式竟然也有些相像。在1929年和1930年的经济大衰退中，松下幸之助的应对方法是：“生产额立刻减半，但员工一个也不许解雇。工厂勤务时间减为半天，但员工的薪资照全额给付，不减薪。不过，员工们得全力销售库存品。”与此同时，他指责政府的紧缩政策才是经济不景气的罪魁。

　　宋卫平也做了这两点。只不过前者将全公司人都变为积极的销售员可以大大方方讲出来，后者则需要隐晦而温和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