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平：最爱围棋和游泳 员工不会游泳不能升职

　　宋卫平同松下幸之助的不同在于，松下希望将自己的产品越做越便宜，甚至能够像自来水一般充裕，从而造福大众，而宋卫平盖的房子却是越来越贵了。

　　“他太想把事情做好，做得越好，也就变得越高端了。”杜平说。在最近绿城组织的对业主的访问中，有一些绿城的老业主会抱怨说，当时买下的精装修房子内，由于绿城配套的厨房器具全都是直接进口，出了故障之后，维修起来也就颇为麻烦。尤其是时间一久，原先备好了配件的物业也已经不再有储备之后。不过这些业主在抱怨之后，还会说上几句表示理解的话，然后再加一句：“你们也不容易。宋卫平怎么着也算个理想主义者。”

　　“我非常愿意造出很多好房子，有合理的利润就可以。然后让很多人都买得起。你只要给我便宜的地，我一定造便宜的房，还尽可能把质量和无形价值弄得好一些。”宋卫平解释道。

　　宋卫平最得意的项目之一是杭州桃花源。据称在开发这个项目时，宋卫平就是在按照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寻找设计灵感。桃花源整个小区都颇有大隐之感。驱车从旁边路过，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区的入口。它不像大多数小区通过高悬的霓虹灯标识来标明自己的存在，只是低调地在一面山石上刻上了“桃花源”三字。春夏之时，石上的字还会被绿植遮挡得隐隐约约。以至于业主在向访客描述路径时，需要特别提醒客人不要错过出口。

　　曾经来访问过桃花源并留宿其中的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北京首都机场与戴高乐机场的建筑师）也对这个项目赞不绝口。它更像是将住宅修建在了森林中，而不是在住宅区内刻意去做绿化。但是桃花源的昂贵也是公认的。其中一套中式四合院住宅的价格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单是由一个知名台湾设计师所做的室内设计与装修费用就高达4000万元人民币。

　　2003年宋卫平接受访问时，他还认为房价不会过快上涨。现在连他自己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了。“在我们公司还小、只有一两百人的时候，我能做到公司员工工作5年，人均一套住房。但到了两百人以后，人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贵，公司再分配就有问题。我们自己实践里面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公司没有能力来解决员工住房问题了。我们还算效益中等左右的房产公司，但连我们都解决不了我们自己员工的住房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中国住房结构体系要做重新的探讨和重新的架构。”宋卫平说。

　　如果不算拥有分红和股权收益的高管，绿城平均员工的年收入为十万块钱左右。按照宋卫平自己的计算，一个部门经理以下的员工，工作15年，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很痛苦”。“房产开发公司的员工都买不起房子，一定有问题。”

　　宋的建议是“设置一档专供这个阶层的人购买的房子”。他的一个设想是，在从土地供给上就将土地分为三种：保障房、双限房（限制地价、限制房价）和商品房。

　　让宋不平的是，他认为中国住房问题，本来不是房地产商人要考虑的问题，但现在“好像城市住房出现问题原因在我们”。

　　“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是政府制度设计的问题。它可以设置为三部分：保障系统、所谓的两限房系统（限地价、限房价）和商品房系统。把以往单一的垄断的土地市场中的价高者得，变成这样一个结构安排，通过这个制度结构形成一个阶梯。只要其他一些社会公共资源是公平的，比如教育，就会促成低阶层人群向高阶层里非常有序地流动。有能力有天分的人，如果做事情非常努力，经过一二十年，他有可能从安置房搬迁到双限房。双限房里的人，通过经商或其他方式，也有可能买得起商品房。”宋说。

　　他以自己为例来说明这种流动。宋卫平刚大学毕业时，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住了5年；然后才由单位分配一套52平方米的房子。当他离开党校为企业打工时，重新回到只住一间房子的岁月，直到成为公司高管，公司买了一批房源，分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回杭州做绿城，他也是一直租住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一直持续到38岁那年，他才在自己开发的社区内拥有了一套超过两百平方米的房子。

　　商品房的销售则可以起到转移财富的作用。“住商品房的人，他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我们房产商运营过程里面增值的这一块，政府拿走了一半多一点；土地收益，要看政府地价卖的高不高，有的时候是两三倍的收益。所以，为什么不认为商品房是财富转移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宋说，这样还不用再去加税。

　　“有高山有大海，世界本来就是不平的。如果要平，就是在沙漠化的过程，变成死寂的时候。物理学里叫死寂状态。如果不能让高等能量继续高，这是一个不好的社会。高等能量带动整体一起往上走就是一个好社会。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结构，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很多人往上走。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导致的是负面的能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理论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如果没有这一部分的人，我们现在也就跟朝鲜差不多了。所以，为了保持带动作用，希望政府永远不要去碰这一块，让它照在阳光下，但不要去碰它，而要去呵护它。因为他们有拉动作用。”宋说。

　　这种言论很容易被单纯理解为对富人的片面辩护，从而招致一片叫骂。而在宋看来，这却是通过对历史与哲学的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当然，如果他读过哈耶克，会知道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同样思考，只是表达略有不同。

　　不过，他并不是个彻底的只为富人建房子的人。能够体现出宋卫平理想主义一面的事情也包括，绿城是中国最大的保障房代建公司之一。绿城目前所建的商品房面积为1200万平方米，签约的保障房面积则为1000万平方米多一些。

　　“我们收建安费用的3%。比如2000块钱的造价，我们收60元钱的管理费。10万平方米可以打平。20万平方米可以有微利。”尽管有地方政府表示愿意多给一些费用，比如5%，但宋卫平拒绝了。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些后续的麻烦，于是索性在公司内将其视作公益项目，在各项指标上同商品房分开。他能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一些工作人员得到“现房管控”的锻炼；不会占用公司的资金；或许还会积累下良好的政府口碑。

　　他在公司内部动员公司工作人员参与这项“事业”时说：爷爷一辈以上是农民的人举手。举手的人超过了2/3。因此他将之称为“爷爷工程”。“为农民和低收入阶层做房子，是在为最大量的人造好房子，这是行业的荣誉。”他说，“我宁愿商品房出问题，不愿安置房出问题。因为安置房住的都是低收入阶层。万一你造得不好，给人家留下话柄，说你赚钱的房子做得很好，不赚钱的房子做得很烂，丢不起这个脸。”他甚至在公司内部说，如果让他在只做商品房和只做安置房之间做选择，他宁愿只做安置房。

　　“现在愿意做保障房的房企数量不是太多。但你要稍微引导一下，不要把房产商作为一个城市或社会的敌人。你说你们也是好人，好人当然要做点好事。那这个数量就会大大增加。”宋卫平说。

　　他再一次引用了松下幸之助的观点：“一个企业的天职是替社会和用户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赚钱是达到这个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再工作五年、十年，我是有这个觉悟的，我认为我可以去做不赚钱的事情……愿意天下变得更美好一点。我相信这是天下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