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平：最爱围棋和游泳 员工不会游泳不能升职

　　作为宏观调控的受害者，宋卫平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对宏观调控的不满。他像个孩子一样反复对人陈述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觉自己快要变成祥林嫂。

　　“如果说政策有一个相对的连贯性，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我们当然仍会头疼感冒，但是跟这种情况不一样。”宋坚持认为宏观调控才是绿城目前陷入“抽疯”状态的主因。

　　有一次，一名记者在他表达了这个观点之后，紧接着问了一句：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也是市场经济吗？陪同宋卫平接受采访的绿城工作人员说，宋卫平几乎怒而离席。接下来，他开始向这位记者宣讲，什么才是市场经济。

　　他坚定地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房地产商人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不把这些房地产商当做城市的建设者？不要只看它盈利赚钱的部分。哪个企业不赚钱？高速公路也赚钱，茅台也赚钱。不要歧视它们。”

　　而且，“没有比房产商更希望社会稳定的人了。只有社会稳定，才有很多人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才会有很多人慢慢有成就，有成就他们才会买我们的房子，对不对？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各色人等都相安无事，大家都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实现了价值之后用一部分钱来购买我们的产品，购买我们的服务。”

　　这些房地产商人，只是“希望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往上走的，有次序有结构的经营环境。我们希望它所谓的调整是一个良性的调整，而不是一个恶意相加的，歧视性的或片面的调整。”

　　回到公司自身，尽管绿城的一名项目总经理在为宋卫平的激进战略辩护时说，如果没有这一轮的宏观调控，那你们媒体岂不是又要赞扬绿城的战略眼光和进取精神吗？但是宋卫平承认，他对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在判断和准备上存有不足。

　　从他创建绿城开始算起，这已经是他经历的第四次宏观调控。除了创业时一方面公司规模小，一方面地价低而影响不大之外，在2005年和2008年的调控中绿城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为何绿城对此缺乏心理准备与预期？

　　面对《第一财经周刊》记者的追问，他说：“其实你刚才说的是有些理由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里，他们采用非市场化的很多东西来管控，从他们的逻辑里面是说得通的。（他们的）逻辑，是很清晰的在那个地方的。我们那时还是抱有侥幸心理。”

　　《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接着问：“那其实还是类似于没长记性，可以这么说吗？”

　　宋卫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应该可以，比较准确地说，应该是没长记性。”

　　同时他又反驳道：“但是，你这样讲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政治性把控，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后你看，如果再来一次反右，你肯定也会被打成右派。你同样有这种可能性（错判政治形势）。”

　　“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要检讨。这是我们的不足。我们还是有点太自我，对自己做的事情太有信心。自我感觉太好。对宏观经济里不利的因素警惕性不足。我们最近已经检讨好几次了。”宋卫平接着说。

　　2012年1月中旬，龙湖地产创始人吴亚军在参加龙湖浙江绍兴项目的活动之后，到杭州来和宋卫平见了一次面。宋卫平对他的这个竞争对手一直不吝赞美之词。对龙湖在2011年宏观调控中的表现他同样表示了赞赏。

　　他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才能对这些东西有预期。只有少数人因为2008年的调控，因为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可以留有很多余地。吴亚军就留了很多余地。”吴亚军则客气地表示，这跟她是女性有关系。

　　“女人当家过日子，就是要把钱藏好了。万一家里钱不够用，翻出来还是有些用。男人有的时候，万一饭菜票不够了，就去借呗。你在大学读书时候有没有借过别人的饭菜票啊？”宋卫平反问《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

　　“有些事情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其实是可以管得更好一些。”宋卫平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状态时说。现在绿城的困境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处于逆境时，（除了责任心）还有一种好胜心。逆境时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那我们多努力一点，有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大家都太太平平，有自己没自己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从小（我）就认为自己是个很聪明的人。你不是认为自己很聪明吗？那你再想想看，在你的阅历中，还有多少资源，还有多少记忆，能够用来战胜目前的困难，使企业更优秀。”他说。

　　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竞技领域：“有时候这也是一个局。一个牌局，一个棋局。”

　　这个只是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此番能否破局而出？

　　没有人希望他做不到。(来源于第一财经周刊)

　　（本刊记者兰红和王娜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