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3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天安门广场，当来自莫斯科的电视信号，将萨马兰奇清晰有力的“Beijing”传至人们耳畔时，广场内还有一位来自英国、满头银发的老人和无数中国人一样发出了欢呼声。
就在宣布结果的数小时前，北京奥申委在莫斯科反复播放着北京申奥主题歌《新北京，新奥运》，而这首歌的英文词作者正是他，当时已经68岁的莱斯利·查尔顿。
临危受命 创作申奥主题歌
鲜为人知的是，当他被告知要为这首主题曲填词时，距离歌曲录制只有短短的36小时。
这首申奥主题歌的曲作者和中文词作者是当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的丛欣竹。1993年9月，当时只有12岁的她入选2000年北京申奥代表团文艺分团，作为当时中国交响乐团少年有女子合唱团的成员，和其他11名女孩远赴蒙特卡罗，却经历了申奥失败的结局。当时和其他团员哭作一团的她从此埋下了一定要为中国申奥做些什么的心愿。
得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消息后，她创作了《新北京，新奥运》，并得到了北京奥申委的认可，被确定为北京申奥主题歌。
查尔顿还记得自己得到主题歌旋律是一个星期五晚上，但被告知星期天早上就要录音。
“我想自己起码听了上百遍这首旋律，距离交稿时间还有6小时的时候，我依然对自己的文字不满意。”
查尔顿当时非常烦躁，于是起身为自己沏了一杯茶，“转了一圈后，当我重新回到座位上，不知怎么回事，灵感突然就来了，很快我就完成了创作。”
他创作的英文歌词也得到了丛欣竹的首肯。“当时我给他讲了1993年申奥的故事，我们在语言沟通上有很多困难，但我给他讲完后，他很快就完成了英文歌词的创作，写得特别特别好。但并不是从中文歌词直译过去的，而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去理解、表达。我们学音乐的时候会提到如何让音乐更国际化的问题，从这一件小事我就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关注中国申办的事情并参与其中，说明北京申奥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是全球都关注的事情，已经是国际化了。”
全力以赴 支持帮助北京
查尔顿说他来北京前，总是看到关于中国负面的报道。
“我曾经对我的中国同事提及，如果有一次对我的报道进行审查，我就辞职，但这种现象我一次也没遇到过。
“真正在北京生活后，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我有很多机会能够接触到北京奥申委、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表现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北京获得主办权实至名归。于是我决定做些什么，尽自己所能帮助北京。
他在北京的第二家工作单位待到2003年，在这期间他编辑了大量关于奥运方面的报道和版面。“我曾参与编辑当时在飞机上散发的奥运宣传杂志。”
他还记得英国有一家叫《Daily Mail》的报纸，在2002年曾经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奥运会非常负面的文章。“当时我看了觉得非常气愤，这不是事实。于是在自己工作的杂志上，用两页的篇幅写了回应文章。有一次朋友聚会，当我走进聚会现场时，朋友们都为我的作为鼓掌。认为我写得很好，我真的很惊讶，没想到他们都和我一样的想法。”
再次出击 创作奥运歌曲
2003年，北京奥组委开始向全球征集奥运歌曲，丛欣竹女士再次找到了查尔顿。于是这一老一少又再次合作。
“这次比上回还要难。你知道在运动员入场时要播放这首歌曲，对歌曲的长度有要求，要7分半钟，而且我要争取在歌曲前两句就吸引听众。因此我用了一个升旗的场景做开头。”
查尔顿说当时一共有322个作品进入候选，7名国际专家作为评委，本来想要评出10首候选歌曲，但最后只有7首作品进入了评委视野，而他们的作品就在这7首歌曲之列。“整个评选过程非常公正、透明”。
后来奥组委修改了征集规则，并每年举行歌词评选，将历年的优胜作品再进行筛选谱曲，直到2007年才能知道结果。不过现在很多频道，依然在播出这首奥运候选歌曲。
深爱北京 决心终老于此
去年，他把香港的家完全搬到了北京，总共用了85 个纸箱子。 查尔顿说他打算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在北京度过。
谈到来北京的原因，他多少有一些伤感。原来他的妻子在1999年被发现得了癌症，但已到晚期，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他陪着妻子回到了家乡英国，度过了她的最后时光。在那之后，他在北京的一位朋友打电话邀请他来北京工作一个月。“凌晨4点钟接到电话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他当时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对方。可对方并没打算放弃，又打了过来，最终他被说服。
“当我初次来北京的时候，我在想，天哪，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天气很糟，食物也不对口味。但现在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以前喜欢香港。但现在我觉得这里比香港好，我喜欢这里有人情味的人们。”
画家乔得龙笔下的北京一点也不现代。使用传统的中国毛笔和中国墨，画纸上只有黑白两色，却勾勒出老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神韵。
他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在北京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与北京人分享他理解的北京风貌。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获准在故宫内作画的首位外国人，乔得龙今年5月刚刚在香港举办了一次关于故宫的个人画展。
以老城为画室
就是这个瘦瘦小小，总习惯叼着一个大烟斗的外国人对北京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着疯狂的热爱。“如果想要画高楼大厦，摩登建筑，我完全可以待在巴黎。北京之所以是北京，是因为其四合院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令人流连的胡同文化。”
为了画一幅作品，乔得龙经常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四天。“对不同的建筑我会考虑每天不同时刻的阴影效果，因此经常会在日头下站很长时间。”“这吸引了当地居民的驻足观望。他们看我那么认真地画着他们周围熟悉的环境，就凑过来告诉我这些建筑的故事和他们经历的真实生活。”
“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老城。”鼓楼大街、什刹海、锣鼓巷、麦子店，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曾经在2000年、2001年住在菊苑胡同。“那里离老北京的胡同很近，非常方便我作画。”
现在，他去过的许多胡同和四合院已经因为旧城改造而被拆除，消失无踪。也幸亏有乔得龙，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画来欣赏那些已经消失的历史。
乔得龙说他还记得1997年9月自己第一次去什刹海作画时发生的故事。“有一个中年妇女先用中文和我说话，可我那时还听不懂，于是她又用英文问我‘晚上有时间吗？’我很奇怪，但仍然回答有时间，于是她告诉我能否当晚去她家作客，因为那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我去了，并且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乔得龙说他印象中类似的事情很多，胡同中的北京人对他这个外来者的友好让他更加热爱这个城市。“在欧洲也会有当地人观望我作画，但没人会给我水喝、给我西瓜吃、给我板凳座。”
故宫里的外国画师
2002年10月到2002年12月，乔得龙获准在故宫博物院作画3个月。他可以出入平时很少或根本不对外开放的故宫内部，尽情地挥洒自己的画笔。“我将自己完成的作品交给故宫博物院的相关负责人过目后，他说我可以再画6个月，然后又是6个月……”就这样，乔得龙一共在故宫内画了两年。
虽然乔得龙的画中除了建筑几乎不会出现人，但观者总会感觉到他对所处其中人和他们生活情态的关注。“就建筑而言，故宫是某种意义上放大了的四合院。”但在他的想像里，古代生活在里面的人并没有寻常百姓的自由。
现在故宫里依然有的地方是游客不能进入的。“曾经有法国记者问我那里什么样。我告诉他，故宫有武警担任保卫的任务、有常驻的消防人员保卫那些古老的木质建筑、还有很多业务部门，所以才有未开放区。在这里，武警消防员们会在休息时打篮球，工作人员会在阳光下打羽毛球。”在乔得龙的眼里，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是镶嵌在这古老历史背景下鲜活的风景。
北京需要重新发现文化精神
在北京的8年半，乔得龙亲眼见证了北京的发展和变化。“北京人搬出了四合院，原有建筑被高楼大厦代替，更多的人住进了楼房，但是一些属于北京的文化精髓也正在消逝。”
乔得龙的祖国西班牙曾在1992年举办过巴塞罗那奥运会。“当地政府完全保护了老城，而在老城之外建造了一个新城用以举办奥运会。然而人们并没有遗忘城市中心的老城。相反，老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变得更加干净，人们住在新城，却不时回去老城。”
“北京的独特之处就是她那些完整的四合院和胡同。”乔得龙觉得对他来说，北京人现在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文化精神。“当然，老房子必须要进行修缮，但可以只对内部进行修缮，而保留外部的整体风格。”
经常会有一些北京人拿着乔得龙的画去质疑政府在进行城市改造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但乔得龙说这不是他的初衷。“作为外国人，我的目的只是想将那些美好的事物进行记录。”“我觉得解决的方法应该由北京人自己找到。也许现在反思还言之尚早，但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以北京为工作室
6月8日
采访莱斯利·查尔顿（Leslie Charlton）是在他租的公寓中。门没开，先听见他响亮的口哨声。绝对精力充沛！而6月份他刚过了72岁的生日。两年前他从北京的一家英文杂志社“退休”，成为自由撰稿人。
说他是一个资深媒体人一点也不为过。作为记者，他的足迹遍及全球，中东待了4年、非洲待了10年、香港待了17年。现在，他在北京已经将近6年。
认识他的朋友说，第一眼会觉得他是一个保守的英国老派绅士，但接触久了会发现他不但不刻板，相反他的想法有时比年轻人还激进。这可以从他在非洲时撰写了大量同情黑人的文章可窥一斑，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种族色盲”。
他的朋友还说，他是一个北京奥运会的绝对支持者，那么看看他的故事就知道了。
查尔顿说他明年初就要迎来自己记者生涯的第50个年头。2003年从杂志社退休之后，他也从未停止自己的创作，并为国外媒体撰写了许多介绍北京和奥运的文章。他说他愿意在自己有生之年为北京、北京奥运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关键是我乐在其中。”查尔顿说得就像他的口哨声一样响亮。
画出老北京风情
6月4日
采访西班牙画家乔得龙，让我惊讶于他对北京老城和四合院的热爱之情，他对北京人文地理的熟知令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为之汗颜。
他的讲述让我想起了美国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和她的“街道眼”理论。
雅各布斯女士相信一个居住和出行舒适方便的社区，街道上就像自然存在着安全眼，社区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仅仅是治安管制，可以使公共空间更加安全和吸引人。这就是“街道眼”理论的精髓所在。
诚然，乔得龙并不知道什么“街道眼”（Eyes on the street），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观点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同时做好保护既有社区的工作。
作为一个艺术家，乔得龙对北京老城的恋恋情深不言而喻。然而，在对乔得龙采访的同时，我们也采访了生活在北京的其他一些外国人，有些人支持乔得龙的观点，也有些人觉得城市发展和改造中难免会出现各种新旧的较量，很难用错与对、好与坏作答案，但他对北京发展的思考也许会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更加认真地看待这个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也许正像乔得龙说的，时间会给我们答案。文/本报记者 陈英
乔得龙说现在认识他的中国人都管他叫“老乔”。今年已经53岁的他1952年生于西班牙马德里，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是法国人。乔得龙说按照中国属相自己属龙，因此他的中文名字里有个龙字。乔得龙11岁开始在法国波尔多美术学院接受系统的西方美术训练。他花了大半辈子，用西洋技法和五颜六色画着油画和水彩画。
然而1996年夏季对北京一个月的造访，改变了乔得龙的人生轨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想换一个环境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这次匆匆的造访，让乔得龙迷上了老北京的胡同建筑，并被凝固其中的安静祥和的生存方式深深吸引。
1997年初乔得龙重返北京。他在语言学院学习中文的同时，迷上了中国画。
“我的中国老师告诉我，如果想要纯熟的运用中国画的笔墨，就必须天天练习。”于是乔得龙开始混迹在北京的大小胡同中，习画不辍，从此他的画中只有黑白两色，中西合璧的手法成了他创作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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