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情况看，曲张官司调解成功的前景并不太乐观。如果双方调解不成再对簿公堂，除了到底适用何种法律，还有几大因素将肯定影响整个赔偿的数额。

　　细节部分可多可少

　　交通部门曾经为曲张两家两次调解，但其中主要矛盾是曲乐恒究竟需不需要继续治疗，需要治疗多久。在确定了适用的法律之后，这个问题依然不会轻易就能得出答案。由于这是曲乐恒整个赔偿里的一部分，因此毫无疑问它将影响总的赔偿数额。在界定“残疾人用具”以及护工费用如何计算上，都还存在比较大的弹性空间。除此之外，在曲乐恒提交的诉状中，有不少内容的细节部分其实都可大可小，这也将给赔偿额带来了不确定性。

　　精神赔偿浮动太大

　　在曲乐恒要求赔偿的数额中，100万元的精神赔偿占了很大的份额。而这100万恰恰是整个赔偿要求中最不确定的。依据在哪里？是不是远离了国情？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规定了可以索要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辽宁省在这方面的最高额是5万元。但也有例外，几年前王军霞就获得了8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正是由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这种特殊性及现行法律的不确定性，使得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致相当多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往往要经过二审才能终结，且二审改判给付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与一审判决给付的数额常常相去甚远。在一个案件中，精神损害的数额可能由25万减为1万。

　　神秘三万元不能跳过

　　在24日的法庭辩论中，有一个问题是双方律师争执的焦点。张玉宁的律师说曾经给了曲乐恒家三万元，但曲家对此并没有予以承认。在辩论中，张玉宁的律师表示张家曾经给曲家三万元，并且提供了张玉宁父亲张志毅的证词，原辽足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王德忠和原辽足俱乐部办公室主任刘小辉的证词。但曲乐恒的律师则表示这些都是间接证据，无法取证，所以不予承认。尽管之后双方都没有再提这3万元前，但这个问题在以后的庭审中张玉宁方肯定会抓住不放，而法庭也必须为此作出处理意见。 本报记者徐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