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国队兵败世界杯外围赛不久，就又重新组队，这次请来了英国人霍顿，目标是2002年的世界杯。在我经历过的外籍教练中，霍顿是给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个，他的为人，他的修养，他对足球的理解，我想，不仅是我，很多的中国球员，对霍顿都有一种感激之情。正是在霍顿的启蒙下，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什么是现代足球，包括什么是战术纪律，什么是战术素养，什么是位置，什么是正确的跑位，等等。说霍顿是中国足球的启蒙者，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比如说，魏群在霍顿时代并不是最受重视的一个，但我后来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听见魏群大哥称赞霍顿，说霍顿才使他真正懂得了足球。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真是一点也不假。
实际上，在霍顿正式接手国家队之前，已经和我们有过接触。在1997年的世界杯外围赛上，霍顿就是我们的技术顾问，给我们上过有关“攻防大战”的课程。霍顿是国际足联的专职讲师，讲起课来头头是道，我们原来一些似懂非懂的东西，经他一讲，豁然开朗。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日后会出任中国队的主教练，但在私下里都议论说，这个老外真有两下子。有人后来嘲笑霍顿只会“嘴上谈兵”，他们不知道，其实理论知识正是中国球员的软档，脑子里一团浆糊，比赛中难免踢到哪儿算哪儿。所以，我们一接到国家队的集训通知，听说主教练是霍顿，都很高兴，觉得这下子在国家队里能够学点真东西了。
我记得，国家队的第一次集训是在1998年的2月7日，地点是在上海，目的是参加3月1日在日本举行的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参加集训的，基本上都是1997年的国家队队员，但是增加了申思、朱祺等球员。有人据此分析说，从人员调整情况来看，意味着中国足协已有意使国家队逐步进行新老交替。也有媒体分析说，此届国家队的产生带有很大是特殊性，备战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只是一个短期行为，因此这届国家队从教练到队员无不带有过渡的性质，云云。
我们听到这些议论，只是一笑而过，关键是，在霍顿的训练中，我们开始渐渐理解足球。
3月1日，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正式拉开战幕，参战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香港队。由于比赛采用的是赛会制，所以我们只踢了三场比赛，初战香港，次战韩国，后战日本。
首战香港，是霍顿正式指挥的第一场比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一战场面实在是乱，各自为战，攻,筹划不出流畅的配合;守,组织不起坚固的屏障。但是霍顿在场外却一声不响，很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在找我们的弱点所在。赛后，霍顿才为我们一一评点此战的得失。
次战韩国，我们的表现果然大有改善，中场组织得有板有眼，申思开始进入“中场发动机”的角色，进攻相当犀利，尤其是通过默契的配合和流畅的传接制造出不少得分的良机。后防线也变得坚固起来，当时韩国队最具威胁的射手是崔龙洙，但在我们的协防之下，全场毫无作为。上半场我们就领先两球。问题是，领先之后，我们又犯了老毛病，变得不会打球了，结果被韩国队抓住机会，连扳两球。中场休息时，霍顿稍加指点，下半场，我们未再给韩国队留下丝毫可趁之机。我觉得，那一战是中韩交锋史上最出色最成功的一场球。
后战日本，我们2：0完胜。那时候，日本队已经取得了进军世界杯决赛的入场券，不仅我们，就连霍顿也承认日本队在整体实力上要稍高于我们。我到现在还认为那场比赛，我们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一方面，我们“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不与日本队实力很强的中场针锋相对，而是避其锋芒，迂回两翼策动攻势，同时霍顿让我和谢锋轮流“后排插上”，多次获得破门良机。而在防守上，中前场就地阻截，同时卡断中场灵魂中田英寿与锋线箭头人物三浦知良、中山雅史、冈野雅行等人的“弹药运输线”，使其威力无以发挥。此消彼长之间，中国队获胜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有人指责霍顿不懂战术，这是不公允的，实际上，霍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战术家。
那一年的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我们最后获得亚军。名次不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懂得要赢应该赢的比赛。关键是，我们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霍顿在集训时，就已经找到了中国队的软肋，一是缺乏战术素养和战术纪律，二是缺乏自信心。所以在训练中，霍顿非常注重这两点。
霍顿很注重阵型，和后来的米卢不太一样，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那时候，霍顿特别喜欢442阵型，而且经常说442专克352，这也是有所指的，因为韩国、日本和西亚的一些球队都比较喜欢打352。霍顿的442和我们国内常用的442不太一样，位置感特别重要，所以在训练的时候，霍顿在细节上就特别注意，经常喊停，由于他讲得很细，我们听得明白，所以倒也没有比赛有被打断的感觉。坦率地说，那时候我们足球的理论素养很差，听了霍顿的讲解，常常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对霍顿的训练方式觉得很新鲜，和别的队员一样，觉得霍顿这个人很有修养，严厉但又不失随和。霍顿的训练很开放，在休息时，也不把我们关在房间里，而是让我们自由地沐浴阳光，自由地与记者交谈，自由地与朋友聚会。而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我后来才感觉到，实际上，霍顿无论在训练上还是在日常管理上，都在想方设法为我们重建自信心。我在这里可以举黎兵为例，黎兵在1997年的亚洲十强赛上，屡屡被委以重任，却总是不堪重负，给人以“英雄迟暮”的感觉，但是在东亚四强赛上却大放异彩，仿佛找到了4年前红透半边天的感觉。不仅黎兵，姚夏也是如此，在中场左右逢源，组织进攻和个人突破，都令对手生畏。他们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是霍顿的训练和管理让他们找回了自信心。
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使霍顿的地位有所上升，但是那一年的最大目标还是亚运会。霍顿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像大多数外教一样，有时还有点自负。在出征前，霍顿信心十足，说有信心带领这支球队在亚运会上打出好成绩，甚至取得金牌。11月27日，我们飞赴曼谷。
当时我们都把亚运会称为“中考”，之前的东亚四强赛是“小考”，而1999年的奥运会足球预选赛才是真正的“大考”。所以，无论是球迷，还是媒体，对亚运会的成绩也并不是太在意，只是练兵而已。而我们派出的国家队也是以老带新的“混合队”。但是霍顿并不是这么想的，霍顿是一个把成绩看得很重的人，一方面他很要强，而另一方面，也是想借亚运会重建中国队的自信心，所以每一场的比赛，他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也的确非常努力，霍顿的训练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他的效果，一路狂飚，挺进四强。而在四强赛上，惜败伊朗。但是和1997年十强赛两败伊朗不一样的是，这次，就连伊朗球员都说，中国队的战术选择、局部配合、队型保持、攻防转换较之十强赛有了很大进步。霍顿一方面称赞伊朗队是最好的队伍，说他这次最大的不幸就是两遇伊朗队;但是另一方面，霍顿又心有不甘，说我们是以“混合队”和他们正宗的国家队较量，赛后还放言，如果日后国家队全到，一定会摆平伊朗。
霍顿的这份胆气，的确令我们心生崇敬，也使我们渐渐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心。但是现在看来，霍顿对成绩的过于注重，也使他在日后为奥运会足球预选赛选择热身对手时，过多地选择弱队，从而失去了和强队交手的机会，无论是在经验还是在实战心理上，都留下了一定的遗憾。就大赛经验这一点而论，霍顿的确不如米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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