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员工身份掣肘洪元硕 绝对服从老帅进退两难

　　我是大鳄，所以我敢于不屑

　　2004年10月2日，首届中超联赛第14轮，北京国安客场迎战沈阳金德，因为对第79分钟主裁判周伟新的点球判罚不满，时任北京国安总经理兼领队杨祖武在与国安管理层进行电话联系之后，决定罢赛。这是中国顶级联赛出现的第一起罢赛事件，也就是从这个事件之后，退出中国足坛，也成为北京国安的一句“口号”。

　　当年北京国安罢赛事件主角之一周伟新，已经在2009年底掀起的足坛反赌打黑风暴中倒下，但是北京国安与中国足协的关系，也从这件事情后开始变得恶化起来。两者形成的关系是，北京国安的管理层不屑于与中国足协搞好关系，另外一方面，中国足协也不敢与北京国安做正面的对抗，但暗地里的不满却在不断滋生着。

　　中国足协对北京国安做出的妥协最著名的有两例。第一例就是2004年国安罢赛后对国安的处罚，仅罚30万倒扣三分，对杨祖武禁赛半年；第二例是2008年中超第18轮，北京主场1-1平武汉，北京国安管理层在赛后公开质疑裁判王津判罚，罗宁在赛后表明中国足协必须对京汉战公正判罚，路姜的红牌是建立在李玮峰的犯规之上，若不对李玮峰处罚，北京国安将退出足坛。面对北京国安的强势，中国足协第二次妥协，对李玮峰追罚八场。这一判罚最终令武汉光谷退出当年的中超联赛。毫无疑问，北京国安在五年内两次挑战中国足协的底线，两次都获得了成功，第一次仅被罚30万扣3分，杨祖武的半年禁赛无关痛痒，第二次则要求中国足协追加李玮峰判罚，又获得了成功。

　　在与中国足协的对抗中，北京国安是胜利者，唯一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所传出的各种各样的俱乐部贿赂足协高官以及裁判的传闻中，北京国安极少成为这种传闻的主角。因为北京国安俱乐部管理层不屑于与足协以及裁判打交道，原因非常简单，如罗宁，他的行政级别是副省（部）级，而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的行政级别是厅（局）级。行政级别的差异使北京国安的管理层产生了优越感，他们不屑于与比自己行政级别低的中国足协的官员们套近乎搞关系，一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采取的是直接威胁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又能获得百分百的成功。这是大鳄的态度，在中国足球的环境中，北京国安是一支处于食物链上层的俱乐部，体制形成的身份优越性使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藐视中国足协，而中国足协是应该被所有人藐视的单位，但真正能藐视中国足协的，却只有北京国安俱乐部管理层。

　　这种大鳄的生存形态以对待球员和中国足协的双重轻视态度存在着，有人会说，山东鲁能也有国企影子，但是北京国安俱乐部的生存状况，与山东鲁能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由行政级别所决定的，山东鲁能管理层的行政级别与北京国安管理层的行政级别无法相比，山东鲁能的管理层无法成为大鳄的原因也正是在这里，山东鲁能管理层的代表人物是2009年底上任的总经理孙国宇，孙国宇由日照供电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升至山东鲁能总经理，日照供电公司总经理不过正处（县）。而此前的山东鲁能总经理的级别也徘徊于正处（县）与副厅（局）之间，他们无法象罗宁那样硬气，因此在俱乐部经营以及生存模式中与北京国安有明显的不同。国安是独一无二的大鳄，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如此。山东鲁能俱乐部管理层的很多行为必须从多方面考虑，而北京国安的管理层的行为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即可。

　　北京国安是一支大鳄，这种大鳄的生存形态即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伤害，他们的行为容易激起中立球迷的反感，容易使他们成为媒体批评的靶子，容易在球员的购买和使用中陷入混乱，容易养成球员的骄娇二气。北京国安在职业化后只夺得了一次联赛冠军，这同样是管理层的大鳄心态所带来的结果。（搜狐体育 钱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