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乒乓球队断代史：从王涛到王皓 有多少豪杰

　　1990年——单传

　　1993年第7届全运会，刘国梁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就是和王涛配合的男双。比赛中的一天刘国梁和王涛一起出去吃饭，走到门口了，刘国梁说：“不行，我得回去把袜子穿上，这马上就要当全国冠军了，得注意一点儿形象。”王涛没当回事，没成想最后两人真拿了冠军。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王涛老拿这事开刘国梁玩笑。

　　第二年的全国锦标赛上，王涛和刘国梁又拿了双打冠军。刘国梁比王涛小9岁，9岁差不多能跨3批队员。刘国梁成名早，王涛打得时间长，一直到2001年第9届全运会，王涛、刘国梁、王皓还在一起拿了团体冠军。那时王涛半年没摸球拍，临时练了7天，拎着球拍就上场了。那是王涛参加的最后一届全运会。后来刘国梁也快退役了，王皓刚起来，八一队有点青黄不接了。

　　刘国梁说：“我和王涛最鼎盛的时期就一直带着王皓，不管是比赛、训练还是日常生活。打乒超他上不了场，因为当时有马琳，那我们也把他带上。”

　　其实刘国梁一开始并未看好王皓，觉得他能打到国家队的中上游水平就差不多了。“在当时他的这种打法属于新生事物，谁也没想到他会打到现在这个水平。”

　　第9届全运会八一乒乓球男队夺冠后，贺捷急匆匆赶到新闻中心，给解放军报的记者范江怀打电话说，留出800字的地方。20分钟后，贺捷将一篇《小兵挑大梁》的短讯发过来。这应该是国内最早关于王皓的报道。

　　孙晋跟篮球队员抢面条

　　1990年6月，当了15年兵，转业刚5年的老孙把自己的独生闺女儿送到了八一乒乓球队。老孙的妹妹和妹夫也都是军人，所以他认为，闺女儿在八一队打球才最受锻炼。

　　老孙的闺女儿就是中国女队在2000年45届世乒赛团体赛上获得冠军的成员——孙晋。

　　刚进队那会儿，孙晋才10岁，个头1.37米，在训练之后，经常在食堂跟篮球队的“巨人们”抢面条吃，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我个儿小，一直在外面站着，最后面条捞完了，挑两根算是尝了一尝。篮球队的一夹面条就从我脑袋上提溜过去了。那会儿，谁都不帮你忙，大家都疯抢。一回来一锅，不抢就得等……”

　　夜幕降临，孙晋住的四人间里，小姑娘们经常哭成一团。“那会儿房间里也没空调，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挂蚊帐，大家都在哭，每次都是捂着毛巾被哭，太想家了！哭着哭着，大家还会抱在一起继续哭。”

　　哭过，饿过，可孙晋的训练却没有落下过，她在八一队还遇见了自己的恩师——万国辉。万国辉在孙晋的眼里是一个非常正统、极具“八一味儿”的教练，“他不光是在训练上要求特别严，平时如果在生活上犯点错，他都会把我拉到他家里批评一通。因为那时候队员和教练住在一栋楼里，他就住在我们楼下。我们小的时候淘气，爱玩，晚上10点还不睡觉。他听到声音，就敲开门，罚我们第二天跑步。”

　　不按点睡觉，罚！不认真训练，罚！打比赛不拼，罚！

　　这一罚，就是跑25圈，10000米，上午罚完下午罚，“两分钟一圈，不能超时，超时重跑。有时候晚上跑完25圈，还让我们跑冲刺，冲十圈。”孙晋说，她在从国家队退役那么多年后还能继续打乒超，就是因为那会儿练出了过硬的身体素质。

　　刚入伍的孙晋，每个月的津贴是45块，“教练每个月给我们存40块，不让我们乱花。留着的5块钱能吃好多冰棍儿，那时候冰棍儿一毛钱一根。”

　　1993年，孙晋告别了红山口，走进了朝思暮想的国家队大门。虽然在八一队训练的日子只有短短的3年，但对于孙晋来说，那里也有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简单的快乐和幸福。“有的时候，我们周末会去颐和园。当时颐和园北宫门后门一毛钱一张门票，军人也得买票。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会跑去抓小鱼苗。颐和园后面原来有河，现在都填了。那时候拿个罐头瓶，然后拿几个网，我妈给我做的网。抓回来鱼也不吃，就养着好玩，拿馒头喂它。”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八一队的很多优秀人才开始外流，丁毅去了奥地利，杨建华去了德国(后曾一度担任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女队的何千红也在八运会后去了德国，渐渐成为德国女队的领军人物。到了80年代末，童玲、戴丽丽先后退役，八一女队遭遇到了“低谷”。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八一女队已在国内乒坛沦为了一支二流球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八一队在我和王越古之后，1984、1985出生的这拨队员，进国家队的就比较好少了。每次全国比赛打团体的时候，感觉我们阵容特别不齐，如果自己单打丢一分的话，团体就很难拿，所以压力比较大。”

　　1998年7月，11岁的曹臻正式入伍，穿上了在她妈妈初华娟看来“光宗耀祖，有着独特气质”的军装。初华娟的父亲是军人，所以她一再说自己有着很强烈的“部队情节”。她曾对女儿曹臻说过这样一句话，“这辈子你都不许给我把军装脱了。”

　　由于家庭条件一般，曹臻很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进八一队后，第一笔津贴是175块，我能存小150块。两三年以后，津贴涨到了420块，我一个月存300块。”

　　在曹臻的记忆里，当时兜里的那点零钱在红山口的院儿里可管用了，“买点吃的，买点用的。那会儿又没有手机，打电话用IC卡，有时候还是我妈打给我。我小时候特喜欢记账，账记得特清楚，每天花了多少钱都记在小本上，反正在院里也花不了什么钱。”

　　和众多前辈一样，“吃食堂”的经历，也在曹臻的脑海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最初，没有什么比赛成绩的曹臻在二楼吃，等进了国家队，渐渐在国际、国内比赛中拿了一些成绩后，曹臻的“待遇升高，楼层降低”。“一楼是成绩比较好的人吃，二楼是成绩一般的人吃。小时候只能去二楼吃，那会儿根本抢不上饭，全是篮球、排球队的，个儿那么高。当时觉得一楼‘吃得贼好！’”

　　每天训练完，吃完饭，洗完澡，曹臻说大家经常会凑在一起看电视。这在今天看起来有些落伍，甚至是很老土的休闲项目，当时却是这帮孩子们的最爱。“男队在六楼左边，女队在六楼右边，每天训练完，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看电视，那会儿特别爱看电视剧《僵尸道长》和《我跟僵尸有个约会》。”

　　八一队训练严格的传统并未随着时光即将步入千禧年而改变。“我们那一批的竞争也挺激烈的，训练严格是一方面，大家都比较自觉，谁都不甘心落后。晚上我们全都去加练，女孩之间练，有时候也跟小男孩儿一块儿练。反正感觉就是，哪怕你不练，只要去了馆里，心里就会踏实点。每天晚上9点半关灯，都要练到8点半左右，等于比正常训练的量要多一个多小时。”

　　代训

　　90年代，在八一队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儿——“代训”。

　　现八一工商银行俱乐部的赛场经理张东海在90年代末时，就是“代训大军”中的一员。“代训不算正式入伍，在入伍前，我代训了3年。那时候编制比较紧，前面的队员不退伍，后面的小孩就进不来。乒乓队整个队加一起才20个编制，所以一直到2000年，我才算正式进队，基本工资是150块。”

　　张东海回忆，当时代训队员的生活跟现在根本没法比。说白了，当时的代训队员，有点“二等公民”的感觉，不允许跟专业队一起吃饭不说，还不能住一起，得自费住大院里的招待所，一天光住宿费就要花去100多块。虽然后来招待所给打了折，如果两个人住的话，一天一个人按50块算，但加上每天20多块的伙食费，自费购买的海绵、胶皮，代训队员的花销是一般工薪家庭难以承受的。

　　“当时我家里条件还可以，父母在政府机关上班，但这笔开销也不小了。我爸妈跟我说：‘你喜欢打球，家里就全力支持。’现在的很多队员也是一样，只要喜欢打球，父母就是卖了房子也要供。”

　　尽管“代训”的日子一过就是3年，但张东海从未放弃，“我就是奔八一队来的。八一队有那么多光荣战绩，而且队风好，从小我就特向往来这里。八一队出的世界冠军也多。小时候看涛哥(王涛)、刘指导(刘国梁)他们打球，进了八一队后还跟他们一起训练，我感觉特幸福，特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