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标题：无名的献祭

　　1994年，对于我来说，仍是困难的年份，我在北京已有几年“无所事事”，我去西藏原定的目标并不是墨脱，直接的目标是阿里，间接的意图是想再次考察一下拉萨的环境，我打算申请“援藏”工作的念头形成已有一年之久。

　　从北京出发前，拉萨的好朋友“刘喇嘛”通报说，去阿里的事给你联系好了，你8月份来吧。到时阿里的地委专员孔繁森会来拉萨开会，会后就乘他的车顺道进入阿里。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等我到了拉萨，孔繁森的行程却临时有变去了新疆。

　　没辙，我的计划也只能临时调整，巧的是，这次没遇上孔繁森，却遇上了到拉萨开会的林芝地区的专员张木生先生，于是索性决定去林芝，同时暗中打算进入墨脱。我就这样与阿里失之交臂，而等我从墨脱再次回到拉萨时，就听到孔繁森因车祸遇难的噩耗（注：孔繁森后来成为名动中国的好干部典型）。

　　人生就是这样诡异，当我把背着装满装备的登山背囊，琢磨着如何才能进入墨脱的时候，最佳向导就出现了。

　　9月15日下等吃饭时（西藏与北京时差有两个多小时），林芝地委专员张木生突然通知我，如果你现在想去墨脱，那么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墨脱县的领导到林芝的会议结束了，如果你们想去，与他们同行是最好的机会。

　　“咱们去吗？”老同学贺广华听说我要拖着他进墨脱，心里直打鼓，有关墨脱的“恐怖故事”，这两年他也听说了不少。我一番连哄带骗总算让他下了决心。

　　9月16日清晨8时，我们与墨脱县委书记门巴族的桑杰扎巴、乃登县长、副书记周昆山（汉族）分乘两部丰田越野车从八一镇起程向墨脱进发。同行的还有自治区团委干部强巴扎西三人，他们是去墨脱验收“希望工程”的。车上还有一位女士王红敏，她是自治区旅游局派来考察墨脱旅游资源的。

　　越野车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盘山公路曲折向东行驶，9时30分左右到达了色齐拉山口（海拔4515米），在山口正东方向，如果天晴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高原最险峻美丽的雪山之一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

　　越过色齐拉山口，便是一路漫长的下坡，平直而缓缓东流的雅鲁藏布由此突然痛苦地向北扭曲，在喜马拉雅和念青唐古拉两大山脉间破碎而深邃的“Ｖ”形峡谷中咆啸而下。它在穿过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南迦巴瓦峰和念青唐古拉东端的加拉白垒峰（海拔7151米）时，便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世界最深的大峡谷。

　　此后，江水继续挣扎着向北再向南作几乎360度的旋转，又形成闻名于世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

　　越过林芝县东久乡，川藏公路便紧贴着雅鲁藏布的支流向前沿伸，公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险。沿途开始不时见到民工在抢修塌陷的路段、搬开倒伏在路上的大树。紧邻汽车右侧的是百米上下的壁立河谷，对岸高达数百米、密布灌木的峭壁上，时尔垂下一条细长的白练──瀑布。同车的强巴扎西感到一阵阵晕眩，索性闭上了眼睛。

　　离开拉萨前，我曾抽空探望1988年攀登珠穆朗峰时结识的老朋友---西藏登山队的大齐米等人，他们正准备去攀登世界第六高峰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这是他们攀登世界十四座海拔八千米以上高峰计划中的第五座。我问起他们这些年经历的风险，他们似乎有些麻木。但一提到川藏公路，大齐米却来了精神，他对我说：“你要去林芝地区么？那里的路非常危险！千万要当心点。”

　　汽车进入“排龙天险”后，我便明白了大齐米告诫的真义。

　　久闻西藏司机的驾驶技术高超，也曾听人描述他们如何一手捏着方向盘，一手晃着酒瓶。今天的司机虽未作如是状，但在这样的路上，我还是很想把方向盘夺过来。从前我曾是职业司机，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能把命运捏在自己手里。

　　 “这条路还是十八军1950年进藏时修的呢！”同车而行的强巴扎西说了一句。

　　危如累卵的川藏线，让我又想起了陈政鹏介绍的情况：川藏公路长达2000千多公里，连结藏东南和内地的大动脉，有一个资料说，为了修筑这条路有3千多人倒下了，也就是说平均每公里路基下就有一具半尸骨---他们大多是十八军的将士。

　　陈政鹏还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压力是1991－92年退休的工人还没拿到退休安家费和建房费，有的老工人已经死了。这些老工人现在全家还住在沿途的道班房里，生活条件非常差，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

　　“那么，这条路修通后，又有多少人在维护或抢修道路的工程中殉职呢？”

　　“这个情况我们不清楚。不过，你们要想了解的话，可以到民政部门去查查看。”

　　时间紧迫，我没能挤出时间去查阅川藏公路的“死亡档案”。当然，我也很怀疑民政部门是否有这样归类的专门档案，甚至有没有简明的统计资料也很难说。

　　行驶在川藏线上，我曾幻想着车轮碾过的路基下，十八军将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支撑起这条路，这条使封闭落后的藏东南急速跨越了许多世纪的文明之路。

　　“说实话，我们对你们这些吃香喝辣耍笔杆子的没什么好印象。”

　　“你们就会写墨脱的山水多么美，物产多么丰富，什么人间仙境！啊呀我的妈呀，这么好你们怎么不在那呆下去？”

　　半道上车的墨脱县小学女教师郝志新不知哪根神经受了触动，在车上突然冲着我们没头没脑地这么说了一通。

　　我注意到她用的是复数的“我们”。我回报一笑，轻轻辩解一句：“并不是所有的写字的都这样。”

　　伟大的喜马拉雅的确有着惊人的美丽的，美得动人心魄，又美得如此严酷，严酷得竟需要那么多年轻的生命作为美丽的献祭。

　　下午1时40分，汽车到达川藏线上的一个有“鬼门关”之称的地方──通麦102道班地界。

　　果然是鬼门关，一到通麦，就看到一溜车队停在那里。抬头望去，两座高达数百米的大山山体一前一后毛骨耸然地崩塌了，102道班管辖的10公里道路已经被切成数段，近乎一半的道路被山崩轻描淡写地被抹去了。在我们的脚下深达二百米的帕隆藏布河床边上，一部东风牌大卡车面目全非，烂泥一般瘫在那里。

　　现在我们必须弃车步行穿越山崩地段。在山崩的那一头，等待我们的是一辆东风牌大卡车。一群男女民工向我们拥来，要求给我们背行李。

　　同行的老西藏告诉我，每年这个季节，总有这样一些民工在这里讨生活。事实上，川藏公路常年不断发生的山崩地陷不但给许多包工队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为许多散兵游勇似的背夫提供了挣零花钱的机会。

　　一个中年汉子走来，不容置疑地指着我们那只登山背囊问：“给多少钱？”

　　“谢谢，我自己背！”

　　“你还是让他背吧，这段路很危险，你不熟悉，还是尽快通过为好。”墨脱县的县委书记这样对我说。于是我又对那中年汉子说道：“你要多少？”

　　“15块。”（注：当年我的工资是每月150元）

　　按我们事先了解的行情来看，他的开价显然贵了点，但考虑了一下，我们还是答应了。

　　我们一边紧盯着山体崩塌的一面，一边快速越过山崩地段。

　　途中我不时抬头打量身体左侧那两座几十年中年年都在崩塌的大山时，我好奇地想：这座山，到底还要崩塌多少年，才能塌完呢。风化的岩粉与泥沙在窸窸嗦嗦地在脚下流淌，最令人担心的却是沿途头顶那些看上去摇摇欲坠包藏巨大隐患的滚石。

　　“1987年，《西藏文学》的编辑田文就是在这里被滚石砸死的。”我身后的贺广华边走边说。

　　这是我知道死于川藏线的第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一位20多岁的年轻姑娘，死在藏东南乡下采风的途中，这令我很伤感，只是与很多人的遭遇相比，我还是有些为她庆幸。

　　在去墨脱的路上，我还知道在通麦发生过这样一起惨剧：70年代的一个夏天的雨夜，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山崩夹击下，数十辆运输物资的军地车辆被横扫到帕隆藏布的江底，当断流的帕隆藏布水头急剧抬高，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后，一切又全被冲进三江齐汇的排龙河，最后彻底消失在雅鲁藏布中。每一个死者，都有过名字。然而，在这儿没人能告诉我在这起悲剧中任何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他们只有一个共名“烈士”，他们的奉献是“无名的献祭”。这就是我为田文稍有一丝宽尉的原因。

　　在西藏，有个由文化人（包括一些记者）组成的规模不大的圈子，我感觉似乎可以称之为“藏军”；就像内地文坛近年颇有点轰轰烈烈的“晋军”、“陕军”一样。虽然相比之下，它的影响要小得多。这是一些颇为真诚，活法十分特异的群体，有一些为创建“雪域文化”心誓为西藏每一座伟大而神秘的雪山与河流风餐露宿、甚至为它而死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人相互交往情同兄弟姐妹，一个兄弟走了，哪怕是回内地探亲，隔三岔五就会有人相询，回来了没有？

　　在青藏高原众多“无名的献祭”中，田文是幸运的，至少在那个圈子里她不会成为统计学上的一个抽象符号。

　　一小时后，我们穿越了近十公里“鬼门关”，登上驶往波密的东风大卡车。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刚刚走过的已险峻如此，实难很想象修筑了20年仍未贯通的墨脱路该是什么模样。一种宿命感油然而生，我情不自禁地为余程默默祈祷起来。

　　我这是第二次进藏，在喜马拉雅，这种感觉已不是第一次。你知道你去干什么，却不知会遇到什么，你准备坦然应付着什么，又希望最好不要遇到什么。

　　你并不迷信，却觉得所有的情势都表明有种东西在分泌着强烈的迷香，引诱你朝着一个必然的方向和结局走去。有时你也想进行局部的“反抗”，比如夺过方向盘。

　　我一路仔细观察着车上的人，这些生活在这儿的老少男女是如何拼命挤上超载、疯跑的卡车，又如何在危机四伏之途心满意足地晃来荡去的，他们为能够很快到达目的地而欢欣，因此是如此自然地听凭着“宿命”的安排。这情景让我产生了一种联想：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以生命为赌注，向着希望的梦境走去。既然雄浑美丽而严酷的喜马拉雅是你心中的梦境，有名也好无名也罢，你就必须准备坦然接受成为这种美丽献祭的可能。